医学人文不是“后视镜”，理应烛照前方的路，直面严峻的现实命题，作出与技术探索等量齐观的精神开掘。我们希望更多的临床医学家以“非技术思路”来参与医学人文的建构，使得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都成为塑造公共健康意识、引导公众理解医学的社会教育活动。

　　SARS疫情：从公共卫生事件到“社会文化心理事件”，从健康事件到“精神事件”

　　毫无疑问，医学人文必须直面重大疫情。因为医学不能仅仅扮演技术导师的角色，还应该表现出多元关怀。疫情袭来，“我”(个体)的疾病变成了“我们”(群体)的疾病，疾病的社会化特征凸显，带来了热切的社会关注，以及强烈的心理震撼。譬如，在6年前那场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中，一方面广大医务人员瞬间动员起来，舍身赴难，冒死迎击病毒;另一方面，对医学人文的精神叩问和价值开掘，将这场公共卫生事件转化为“社会文化心理事件”， 将健康事件转变成“精神事件”，给全社会带来了关于全球化以及关于生命、死亡、奉献等多方面的深层思考，并让人们意识到——

　　一、全球化不只限于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作为一种代偿，我们还会面对疾病传播的全球化。公共卫生政策与措施必须在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有效遏制疾病的全球化。

　　二、SARS的高病死率引发公众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敏感，带来“生死无常”的叹谓，激发了人们“向死而生”、“珍重生命”、“敬畏生命”的哲学思考和价值升华。

　　三、动物病源即对果子狸的追索，增进了人们敬畏自然的生态主义意识。

　　四、高标准与高组织性的防控工作，以及高密度的卫生宣教，增进了公众不良卫生习惯(如随地吐痰)的转变，推动了社会的健康文明。

　　五、北京地坛医院收治了176位病人，其中40%是被感染的医务人员。医务人员的高感染率与高病死率彰显了医学“技术救助”与“道德救赎”的双重价值。

　　六、危害的不确定性是社会恐慌的根源。从2002年11月到2003年7月，SARS疫情历时8个月，总感染人数为8096人，死亡774人，病死率为9.6%。同一时期，中国的交通肇事死亡人数为11万~12万。无论是患病人数，还是死亡人数，绝对值并不大，但引发的社会恐慌却很强烈，原因是人们发现SARS病毒的危害强度、减毒速率与传播规律、疫苗研制周期等方面存在不可确定性。他们能够联想到，最坏的局面就是1918年的全球流感大流行，死亡人数以千万计。只是，毕竟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人们陷于“历史常常重演”与“历史无法重演” 的悖论之中。因此，基于科学、技术、历史、社会多因素协同的预测与预警机制是平息社会恐慌心理的重要手段。

　　甲型H1N1流感：不仅要亲临现场，作近距离的考察;还要离开现场，作远距离的思考 时隔6年，又一场伴随着“精神恐惧”的甲型H1N1流感疫情向我们袭来。对此，医学人文能否提供新的精神烛照?尤其是对未来的防控之路，医学人文有何启悟?这是医学人文面临的又一场大考。我们不仅要亲临现场，作近距离的考察;还要离开现场，作远距离的思考。很显然，甲型H1N1流感病毒的危害比人们预料和WHO预警的程度要低，人们普遍有“不过如此”的侥幸心理。后续的第二波疫情还没有形成威胁，那我们绷紧的神经就可以松懈了吗?

　　流感病毒危害的不确定性

　　检视传染病发病史，细菌与病毒都有一个毒力依次递减的趋势(有人称之为“驯化”机制)。为什么呢?客体方面，按照美国病理学家刘易斯的观点，病毒不是天生想来捣乱，只因为它是一个顽童，在复制过程中渴求创新，一不小心就变出新面貌来，而一旦它发现自己在危害人类，就一个跟头翻回来了。主体方面，就是人类的免疫适应能力在起作用。

　　但是，我们不能只眷顾一个侧面，而忽视了病毒“增毒”的趋势。目前，人们对于第二波疫情的担忧集中在禽流感病毒与猪流感病毒基因片段的融合，以致产生毒力更强的新变种，如同刘易斯所预言的那样，病毒“顽童”可能继续“创新”，衍生出人类免疫无法识别的新变种。因此，我们对于当下甲型H1N1流感患者症状轻微的乐观应该留有充分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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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系统的社会易感性

　　SARS流行期间，有一位无名诗人这样写道：“肺呀!你如此脆弱，你如此坚强。”诚然，肺脏具有生物易感性，因为它没有“肠道屏障”，也没有“血液屏障”，与自然界直接连通。由于人体空气交换的连续性，肺脏是环境依赖性最高的器官。非常状况下的口罩、鼻罩，限制接触的“空间距离屏障”都只是一种补救。问题是，人类进化数万年来逐步形成的与自然环境的“裸”适应为何无法维持?难道我们必须长期佩戴口罩，甚至佩戴防毒面具来生活?也许，真正花气力治理我们日益恶化的环境，改善人类共同的呼吸条件，消除社会易感性的根源，才是上选之策。

　　“老鹰抓小鸡”寓言的破产

　　自从有了抗生素的研发与应用，抗病毒药物的长足进步，人们对于细菌、病毒引发的传染病的认识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惧怕它，似乎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就是“老鹰抓小鸡”的关系。后来，疾病谱的统计也强化了这一观点。但是，艾滋病的流行、难治性结核病的复萌、SARS的突袭、禽流感的泛滥，以及甲型H1N1流感的全球肆虐，使得“老鹰抓小鸡”的寓言破产了。究竟是老鹰老了，还是小鸡长大了?这是需要人类反思的。看来，人类与瘟疫之间存在着一种永恒博弈的关系。

　　病原宿主的“怪异”变迁

　　短短几十年间，艾滋病、埃博拉病毒被人们从非洲丛林里通过野生动物引出来，SARS疫情也可追溯于果子狸这种以野生为主、驯养为辅的动物身上。可是，近年来流行的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却将目标锁定在家畜身上。那么，是什么奇怪的力量让人类与其食物链中的家禽家畜之间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对抗呢?从疯牛病的研究资料看，原因在于人类的贪婪：人类为追求高产而对饲料与育种进行过度干预，带来了生物种群的变异。这些问题都是“后甲型H1N1流感时代”需要深刻反思的。

　　适宜处置才是上全之策

　　此次疫情发生在北美地区，恰逢美国金融风暴。出于对经济衰退的顾虑，美洲各国都未表现出雷厉风行的防控姿态。在墨西哥出现大量感染者和死亡人数直线上升后，他们才在国际社会的催促下提高防控标准，疫情一有缓解就即刻降低标准，还对中国等经历过SARS疫情的国家提高防控级别表达“过敏”的抱怨。美国基本上采取放任的姿态，媒体无特别报道，卫生部门也未发布限令，似乎平安无事。美国疫情重却反应平和，中国疫情轻却反应比较强烈。国情不同，适宜处置才是上全之策。

　　总之，医学人文不是“后视镜”，理应烛照前方的路，直面严峻的现实命题，作出与技术探索等量齐观的精神开掘。同时，医学人文对于重大疫情的解读是开放的，不离思辨、反思、追溯的轨道。我们希望更多的临床医学家以“非技术思路”来参与医学人文的建构，使得每一次公共卫生事件都成为塑造公共健康意识、引导公众理解医学的社会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