峥嵘记录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南京华侨路上的常青藤茶馆，记者在安静等待一位艾滋病毒感染者“陈诚”(化名).

　　12点20分，他来了。1米85的个子，戴一副金边眼镜，很帅很儒雅，穿件红色的外套。走在大街上，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异样。当然，他坐定后，脸色稍显苍白。

　　今年26岁的陈诚，是南京某知名高校的研究生。2008年，即将毕业的他，正在联系美国的一家学校。那年11月一个夜晚，陈诚和另一个陌生的“他”从一家同性恋酒吧走出，因为一次体验，他感染上了艾滋病毒。

　　从此，人生改道，残酷分岔到一个令他无法想象的轨迹——

　　感染：因为一次高危体验

　　记者：你是怎么感染的？

　　陈诚：我父母都是医生，母亲很强势，她对我的影响很大。从小到大，都在父母的规范计划和严苛管理下生活，我的人生路线、人生细节，几乎都被他们设计和包办。我没有选择自我的机会。在父母的干涉下，我和大学里谈的女朋友吹了，这对我打击很大。

　　2004年，我在网络上认识了一个男性。他是同性恋，也许，我的身体埋藏着同性恋的种子，被他唤醒了。他和我产生了那种感情，我们拥抱握手，但没有过密的行为。半年后，他离开了南京。

　　后来，我开始去同性恋俱乐部，我觉得在那里我很自由——父母不会知道我在和谁交往，也不会干涉我的自由。我品尝到一种放纵和新鲜的刺激。有过几次性行为，但都安全无事。直到认识了“他”。一天晚上，从俱乐部出来，“他”带我到他家里，我们发生了性行为。一周以后，我接到“他”的电话：“我查出有艾滋病。你最好去检查检查。”懵了，完全懵了。晴天霹雳是什么？25岁的我第一次知道。

　　立刻去医院检查！在等待结果的那一周，我像个疯子，每天就泡在网上搜索有关艾滋的资料。但没有完全绝望，还存在侥幸心理，直到侥幸最终被严酷的现实摧毁。${FDPageBreak}

　　崩溃：想自杀

　　记者：什么时候确诊的？

　　陈诚：2008年12月24日，是我去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取检查报告的日子。我永远记得这个日子！那天是充满希望的平安夜。可我的圣诞老人，没有给我带来礼物。是我自己的行为，得到了一个改变我一生的后果。

　　那天，从来不喝白酒的我，为了壮胆，在超市买了一瓶二锅头塞在包里。寒冬，风吹到脸上像刀割，我无动于衷，坐在疾控中心外面的花坛上，开始喝二锅头，喝到呛得咳嗽，呛出眼泪！终于鼓起勇气，进门去拿诊断报告。不敢看，终要看——检查结果：“HIV抗体呈阳性”。

　　天旋地转，我拿着报告踉跄着走出门，不知道自己的腿在哪里，好像飘移出门。抬头看天，感觉一切是雾，自己笼罩在一场大雾中。崩溃了。仿佛没了知觉，如行尸走肉在大街上游荡。看到行人，有了别样的感受，老人、中年人、孩子……他们在街上走，多么正常！正常人，正常的生活，就这样永远被抛弃了。

　　不知不觉，走到火车站。买了去昆明的火车票。想给父母写封信：“我想找个地方自己生活。你们不要找我，也许儿子会回来。”——这样的信，可以给父母一些希望：儿子只是失踪，没有死去，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儿子回来。

　　真想找个深山老林藏起来，然后站到悬崖边上，跳下去，跳下去！让噩梦彻底结束！

　　活着：求生的本能

　　记者：如何又活了下来？

　　陈诚：求生的本能。最终，我没有踏上去昆明的火车。我活了下来。我没有掉一滴眼泪，哭不出来。后悔抓着我，我憎恨那个“他”。但我太年轻了，难道就这样放弃了？艾滋病到底是什么样的？至少应该再了解一下，再决定是否活下来。我拼命地上网查资料、咨询医生，得知艾滋病虽然是一种还不能彻底治愈的疾病，但目前科技有了很大进展，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坚持服药，可以活十年、二十年都没问题。${FDPageBreak}

　　患者：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记者：活下来，比“决定”活下来，难得多。

　　陈诚：是的。像所有的感染者一样，我经历了崩溃绝望、寻找希望、积极配合医生治疗、冷静平稳期几个阶段。今年初我加入了“快乐人生”俱乐部，这是由南京市疾控中心、红十字会、中国比尔·盖茨基金会资助成立的组织。45位会员都是感染者，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只有20多岁，有男也有女，大家定期聚会，交流治疗心得，并为新加入的“病友”提供心理帮助。在那里我找到安慰和归属感，使一直漂浮在空中的心灵有了个落脚的港湾。

　　艾滋病毒感染者，他们的生活，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有一对50多岁的老夫妻，丈夫传染了妻子，他们目前依然一起互相鼓励着生活，他们的孩子成家了，也知道父母的情况。当然，也有病友，三次自杀、三次被救。年轻的夫妻，妻子一旦得知丈夫感染此病，不管自己是否感染，大部分坚决地离婚。

　　“快乐人生”给了我精神支柱。坚持服药、病友共勉，我逐渐调整了心态：随着医疗水平的进展和社会宽容度的增强，我们会有更多的生存空间。

　　隐瞒：“潜伏”很分裂

　　记者：你生活圈子里的人，知道你的真实状况吗？

　　陈诚：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我本来可以去一家单位，可因为公务员体检很严格，我主动放弃了。改去了现在的单位，尽管收入降低，但没有艾滋病体检这一关。没人知道我的状况，包括我的父母。这一年里，我回到外地父母的家两次。很犹豫：“应该告诉父母吗？”结论是：他们有权知道，但他们一定无法承受；暂时不能告诉他们，能拖几年是几年。

　　但我觉得自己“潜伏”得很分裂。我有两个手机，仿佛明暗两个空间。一个手机存着父母、同事和朋友的号码；另一个存储“病友”。平时上班，后一个手机不敢开机。直到下班，回到独自一人的宿舍里，才敢开机。“8小时之内我在单位上班，8小时之外，我却扮演着另一种角色。”我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有时候，觉得那个秘密像个肿瘤，在生长，随时可能爆炸。谢谢你们，我原来压力很大，很抵触被采访。见了面，发现你们像朋友。至今，除了我的那个秘密圈子，我从未这样畅快地倾诉过。${FDPageBreak}

　　态度：不是“罪与罚”

　　记者：“男男”同性恋中，有20%是感染者。很多人指责这部分艾滋病患者，你怎么看？

　　陈诚：对待同性恋和艾滋病，西方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过去，同性恋被指责为“道德败坏”，因此感染艾滋就是“道德败坏者自尝恶果”。而现在，西方给予越来越多的宽容：同性恋是一种被认可的性取向，艾滋病毒感染者可以成为政府公务人员。我觉得，我们面对同性恋和艾滋病毒感染者，不应该采用“罪与罚”的态度，而是界定在“权利与责任”范畴——你拥有了自由选择性取向的权利，也由此会承担这种权利引发的责任——包括感染艾滋。

　　梦想：还能有尊严地活着

　　记者：有勇气主动曝光吗？

　　陈诚：暂时没有。现在社会上，对艾滋病的知识了解太少。很多人误以为“握一握手都会传染”，其实没那么严重。艾滋病病毒在外界环境中适应性很差，离开人体很容易死亡。握手、拥抱、咳嗽、打喷嚏、共用电话、钱币、被褥、马桶；一起工作、用餐、洗浴、游泳、蚊虫叮咬等都不会传染，常见的传播途径只有三类：性接触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对艾滋病问题的畏缩、偏见、蔑视和自我保护，丝毫无助于艾滋病防治的推进。而全社会关注、关心艾滋病患者，加大知识宣传和预防力度，这些才更重要。

　　经历了绝望的垂死挣扎，我活了下来，成熟了。这一年里，我只做了一件事情：“争取”——争取活下来，争取活得正常。我还想继续“争取”：考回学校，考上博士，当一名学者。

　　“争取”的前路，还有一堵墙——在隐瞒身份的前提下，我似乎能活得正常，但是，我能曝光自己吗？在曝光后，我还能有尊严地活着吗？我不敢想，至少，现在，我真的不敢想。(仲崇山 沈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