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鲍靖

2006 年2 月22 日晚，以色列内盖尔大沙漠一个叫奥麦尔的小镇的上空，星星低垂，风儿哀鸣。那天夜里，犹太人失去了一个忠实的儿子，一个把一生贡献给科学事业、闻名遐迩的癌症免疫专家。突来的噩耗震惊了所有知他、识他、敬爱他的人。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和索偌卡医学中心笼罩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他就是我的博士学位导师Shraga Segal（中文译为：诗然噶-西格尔）教授——一个二战时期希特勒大屠杀的幸存者，以他坚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智慧，最终成为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卓越的科学界领袖。

如果说父亲的自行车赋予我生存的能力，载着我跨越人生的艰难险阻，那么诗然噶导师的言教身传、谆谆教诲以及对科学的领悟和追求，则把我引入了科学研究的神圣殿堂，并赋予了我一双在西方科学世界中自由翱翔的翅膀。

我记忆中的Shraga永远是那么神采飞扬，精神焕发。仅仅两个月前，我还收到导师的电子邮件。那是2005 年12月25日，正是圣诞节的那一天。

“我最亲爱的靖：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祝你和你美丽的女儿快乐！并祝你们新年里健康，心想事成！”

读到这个邮件的时候，我正在新泽西的好友倩的家里帮忙布置圣诞树。一阵温暖的潮流从心头涌过，驱散了冬日的寒冷。那个圣诞节，我过得格外开心和感动。

导师是犹太人，而犹太人是不过圣诞节的，他们也从不对人说“圣诞快乐”。有些不知情的人对犹太人祝贺圣诞节，很可能会造成不愉快的结局。而犹太人脸上又没有写上“我是犹太人”的字样。所以久而久之，为了避免误会，在美国，大家彼此见面时会说：“节日愉快”，这样最保险，谁也不会冒犯谁。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怀和胸襟，使导师在这美丽的圣诞之夜，在日理万机的时日里，竟没忘了给他多年前的博士生、现在美国生活的我，发出一个圣诞的问候。他知道圣诞节是美国最隆重的节日。而导师的学生满天下，我只是他的几十个博士生之一而已！没想到，两个月后，死神就无情地向他招手！

那晚回到家里后，失去导师的悲痛使我久久不能入眠。透过模糊的眼帘，我将目光投向窗外那深邃的天边，顷刻间，往事如大海的波浪，以排山倒海之势迅速涌上心头。

一切仿佛发生在昨天……

“靖，这个周末，Shraga 要在家里设宴会，专门为你接风！”我到达以色列大约两周后的一天，第米催兴奋地对我说。第米催是个高高个子、戴着犹太小帽的小伙子，从苏联移民来的学生，他也是Shraga的博士生。1949年以色列建国后，向全世界的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欢迎犹太人回归祖国。于是第米催的父母带着他来到了以色列定居。

“为我？在他家里设宴？”我一下子还没反应过来。

我对导师接收我做学生一直感激不尽。要说请客，应该我请他才对，怎么会是他请我呢？我又在用我在国内的习惯去思忖。直到在以色列生活了几年才知道，这儿都是导师大方地请学生吃饭，或给学生送礼。每逢过年过节，请学生来家里过节，招待辛苦学习做实验的学生们。我听说在机关单位里也是一样，都是上级给下级送礼——这跟我在国内的情型完全掉了个个！

导师对我科学研究的引导是从一本书开始的，那是永远陪伴着我，并让我终身难忘的一本书。我现在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本比一大块转还重还厚的英文版书，书名叫《分子细胞学》。那是导师18 年前从以色列寄往珠海我家的，他希望我在入学前有所准备。我把它从珠海带去以色列，然后又从以色列带来美国。多少次搬家，我都把它珍藏着。以后这本书有了新的版本，但我却始终珍藏这个有着历史意义、虽已经很老的版本。

记得自从在珠海收到这本书后，每天晚饭后，我都不顾白天在医院工作的辛劳，抱起这本书就去自己的卧室兼书房一直学到深夜。那时我的英文水平有限，多亏有了这本厚厚的英汉字典作伴。

接下来，多少个寂静的长夜里，是这本越过汪洋大海、从以色列飞到珠海的书，是导师对我寄予的厚望，使我慢慢读懂了这本全英文的、密密麻麻的、深奥的分子生物学书，尤其是其中有关癌症机理的章节，对我后来能成功通过博士课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受到邀请的那天，我因没有汽车，所以第米催受导师委托，专程前来我的住处迎接。

导师家住的离学校不远，在一处名叫“沃买尔”的小区内（很多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的教授都住在这个小区）。这是一栋只有一层楼的单独别墅，掩映在一片红花绿草中，并不显眼，却静谧安详。周围有半人高的篱笆，与邻居家的花园隔开。记忆中，那时的我，还从未有过踏进这种令人神往的“小别墅”的经历，所以内心异常激动。因为我从小是在大城市的平民区里长大，见的最多的是狭小的过道，黑暗的小屋。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一个西式的小别墅。

第米催和我到达导师家的时候，多数人已经到了，其中有我认识的导师现在的学生，也有我所不认识的导师过去的学生，外加导师的两个儿子（导师的女儿在外地求学，未能回来）。我暗自算了算，连大人所带的孩子在内，共有将近40 人。我这才知道，在以色列开晚会，都是全家一起被邀请的。这样几次聚会过后，大家都知道了彼此的家庭情况，而且这些学生家属的家属也都成了好朋友。此次家庭聚会，也有几个单身的客人，比如第米催和我。

我看到每一个客人都带端着一个大碟子，上面是满满的食物，或是自做的甜点。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以色列很多家庭主妇都是做甜点的能手。我是空手而来的，我那时还住在导师给我安排的旅馆里，没有开始自己做饭呢。即使我有条件做饭，估计什么也不会做。

“靖，欢迎欢迎！”导师和夫人热情迎接我的到来，而导师则紧紧拥抱了我。

“我叫玛扎尔，欢迎你——来自东方的客人！”导师夫人用含笑的眼睛将我引进屋内。因为是第一次见面，我不禁多看了她几眼：中等身材，不胖不瘦，年龄与导师差不多，脸显得瘦削，留着比齐耳略长的短发，且头发又直又黑，恰像我们东方女性的发式。再看看导师，发现他今天穿着一套深蓝色的粗布便装，上衣肥肥地套在身上，显得慈祥，但却而少了威严——我是说，他此时看上去决不像一个世界级教授。唯有那炯炯有神的眼睛，使你只要看他一眼，就会立刻体会到他那非凡的智慧。

彼此寒暄完毕，我看见几乎所有的人，包括客人和主人，都在忙禄着，为晚宴出力。我也想帮忙，但不知从何着手。这种晚宴和我过去所熟悉的生活相差太大了。他们在做什么我一无所知。

“靖，我带你参观我的家好吗？”像是读懂了我的心事，导师笑盈盈地走过来对我说。 “太好了啦！如果不太打搅的话。”我连忙应道。

于是，导师首先带我走进他的书房———一间很大的房间，排满了不同颜色、不同厚度、不同尺寸的书——书真多呀，好像是一个小型的图书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藏书会有如此之多。但后来师母告诉我，实际上家里还有好多好多的书，都堆在地下室了，因为书架上实在放不下。她还告诉我，导师从小就是个 “啃书虫”，且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很多看过的书，都过目不忘。

“这是我和玛扎尔的卧室。”不知不觉中，他已引我跨进了他的卧室。卧室显得十分简单，一张双人床占据了大约一半空间。此外，还有一个衣柜，一个镜台和两把椅子。但立刻，我的眼睛被一个大大的镜框所吸引：那是一个黑色的镜框，里面的两个女孩并肩而立，一高一低，可面貌却极其相像，眼睛又黑又亮又大，短短的卷发衬托着她们鹅蛋型稚嫩的小脸蛋。两人都穿着短短飘逸的小裙子，清澈的目光投向前方，仿佛在快乐地眺望着未来。这是两个标准的、美丽绝顶的“洋娃娃”，虽然照片是黑白的，可那眼神、头发、裙子与我母亲常常喜欢画的洋娃娃显得一模一样！我一时为这两个女孩迷住了，并在心里想，如果母亲见了，一定会更加惊喜。

“那是我的两个小姐姐，”导师在一旁轻轻提醒道。

“她们真是太美了！”我真诚地赞道。

“是的，我记忆中的姐姐们就像天仙一样。”

记忆中？我心头不由一怔。导师见状，用缓缓的语气解释道：“因为‘二战时，她们双双死于法西斯的屠刀下。那时我们生活在波兰，她们一个11岁，一个才9 岁。”

我的心不由得紧缩起来。想不到，这两朵含苞欲放的小花，竟然也惨遭希特勒的杀戮。这是何等的残忍！虽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从导师颤抖的声音里，我仍然感受到他那无限的悲哀。我想，这种失去亲人的刺骨伤痛，恐怕永远都难以愈合的。自小生长在南京的我，早年从爷爷奶奶那里曾听到过一些战争的残酷，以及南京大屠杀的不堪回首，而希特勒在“二战”中屠杀犹太人的罪行更是天下皆知，但这次，当身临其境体会着导师的悲伤时，我心灵的震撼比任何时候来得都要强烈。我在这张照片前站了许久，直到两个美丽女孩的影像永远映在我的记忆最深处。

“靖，我带你参观我们家的防弹屋吧！”还是导师率先打破了沉寂。

“防弹屋？”我有些不大明白，便随导师走出了卧室。

经过一个又黑又狭小的过道，我们来到一个大约10 平米、只有一人高的正方形小屋——其实，这哪里是什么屋子，乃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防空洞：四面没有一扇窗户。借助刚打开的窄窄门缝，我发现这个防空洞的墙是用水泥堆砌起来的，显得坑坑哇哇的，用手随便碰一下，就会把皮擦破。导师告诉我，以色列国家规定，所有建造的房屋都必须有这样的“防空洞”，一旦有警报声响起，每个人都要躲进防空洞里。由此难以想象，以色列建国后的三次战争，犹太人民在这些防弹房内，度过了多少担惊受怕的艰难日子！

导师最后一个领我参观的是他家的储藏室。这是一个宽大明亮的房间，墙上挂满了各种奖状、金牌，一看都是部队里发放的奖品。衣柜里挂满了深绿色的军装和枪支、子弹，都是地地道道的真家伙。这些东西，我以前只在电影上看到过，眼下见了，不禁感到纳闷：“为什么会有这些武器和子弹放在家里呢？”

“我是坦克部队的军官，每年要去军队一个月的时间。”见我流露出不解的眼神，导师很快解释起来，“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又随时会有战争的危险。所以，不仅每一个年轻人高中毕业后都要服2年或3 年的兵役，而且服完兵役后，每年还要去部队一个月，这叫‘后备兵役。以色列是个小国家，又被周围的阿拉伯国家包围，所以我们是全民皆兵，每一个公民都逃不了保卫国家的责任。对于我们这些科学家来说，生活情景经常是这样的：第一天我们去国际大会进行学术教流，第二天赶回学校教学，或辅导学生，然后当天下午也许会穿上军装，背上枪支，前往军营。对我来说，因为是坦克部队军官，所以我会站在坦克上培训指挥士兵。”

又有客人来了，师母提醒导师去招待客人。我去帮助导师的小儿子瑞霓，在一个烧炭的大炉子上，烧烤一串串准备好的鸡胸肉。此时，太阳已经西下，火红的夕阳把花园、屋顶和屋里屋外所有忙碌的人们身上，都镶嵌上了一道美丽的金边。又过了一会儿，太阳的光环褪尽后，天渐渐黑了下来。此时，晚会的一切也已准备就绪，月亮从远处的一个小山坡后静静地爬了上来，漫天的繁星一个接着一个跳跃到天空上，对我们快乐地眨着眼睛。晚餐是在花园里进行的，一桌子丰盛的食物，是典型的中东食品，没有一样是我曾经熟悉的中国菜。花园里，半人高的删栏上挂满了用绿色电线串起的小灯泡，闪烁的灯光把桌上的一道道美餐照得若影若幻。大家一起围着临时在院里搭成的长长餐桌就坐。导师示意让我坐在他身边。然后举起酒杯说：“今天，我们的研究小组终于迎来了靖，一个优秀的传染病医院专科医生，她来自遥远而伟大的中国。我和玛扎尔真诚地期望她在以色列生活愉快，事业有成！我也借此机会感谢你们对她的关照和帮助。”说到这儿，导师给我倒上一杯酒，“靖，让我们为你美好的前途，为我们中以两国人民的友谊干杯！”在大家共同举杯的那一刻，我激动得热泪盈眶。

犹太人不仅热情好客，而且他们的心就像各自的家门一样，可以随你进出、畅通无阻。关于这一点，在美国生活多年后，我的体会尤其深刻。因为在美国，很少有人请你去家里做客。美国人不想让外人知道他们的隐私。家是人的一面镜子，他们要保住隐私，就不可能让你看见这面镜子。如有客人朋友来了，最多也就是请他们去饭店吃餐饭而已。我在美国虽然没上过学，但所见所闻，与以色列完全不一样，许多学生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导师住在那里，家里有几口人。对美国这个高度商业化的国家而言，就连待亲接客也都成了商业化。虽然说着，笑着，对视着，但你却往往不知道对方何许人也。更不可思议的是，你虽心中疑惑，却决不能贸然发问，因为倘若一不小心涉及到任何私人问题，人家会认为你粗鲁无礼！所以，见了面后，拥抱，就坐，点菜，然后服务生上菜，吃吃笑笑，然后握手，再拥抱，亲吻，再见，非常虚假的一系列客套，也许就是美国以及美国文化的一种体现。这种文化，让我更加思念在以色列的生活，以及那些热情开朗的犹太朋友。

记得有一天，导师通知我们实验室所有人一起去他的办公室，因为他刚刚读到一篇有关癌症机理的文章，想把他的理解和今后的研究设想与学生们交流。导师的院长办公室在一个高楼里，窗户很大，正对着另一幢顶楼的楼顶，那是一个直升飞机的停车场。我早就听说导师具有非凡的记忆力，给学生讲课从来不用讲稿，而且非常幽默风趣，经常能在学生的笑声中把知识灌输给学生。所以选他课程的学生很多，有时学生要排队登记才能修到。作为他的博士生，我当然是要上他的“分子免疫学”课程。那天，导师自然是用英文给我们阐述他刚从杂志上读到的文章。我们一共有7人，围坐在沙发上，听导师慷慨激昂的演讲。孰料此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隆隆的响声，像是直升机在附近飞行。但很快，那响声变得越来越近，仿佛就在我们的窗外一样，震耳欲聋。这时，导师停止了讲课，表情沉重，目光紧闭，然后起身走向窗户。我们不约而同地从沙发上站起，随着导师朝窗外望去：只见一辆军用直升飞机正在对面的楼上降落，机翼还在飞速旋转。接着是几个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往下搬运一个担架，担架上躺着一位头部包着雪白绷带的伤员。因为距离很近，我能看见绷带上有一道殷红的鲜迹。许多身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这时朝担架快速跑来，待将伤员接走后，又快速进了楼房。然后，直升机又开始转动翅膀，升起，直至消失在空中。也许是去接下一个伤员吧？我的心被深深震撼了！

导师重新站回到他讲课的地方，望着我异常惊讶的眼神，一字一顿地对我说：“靖，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接着，他那激扬的声音在办公室内又重新响起：“癌细胞的转移是没有规则的，转移到哪里，便会在哪里生存、扩展，要看细胞表面抗原基因的表达……”

多年后的今天，导师的一番话语，依然在我脑际萦绕。

由导师担任院长的这个索然卡医疗中心，是以色列南方最早最大的医疗中心，它拥有以色列一流的医疗中心，不仅担任着救治所有南方地区居民的重任务（这些居民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和游牧民族），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加沙地带和与埃及边缘驻军的医疗任务都由该中心担任，所有的伤员也都往这里送。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索然卡医疗中心抢救的伤员中，不仅有犹太士兵，也时常有阿拉伯人，甚至是行凶作案的歹徒。但这里是医院，是救死扶伤的场所，所以医护人员对送来的伤员都能做到一视同仁。

多灾多难的以色列啊，什么时候和平才能真正降临到这片国土呢？然而，就是在这片弹丸之地，在枪林弹雨的威胁中，以色列的犹太人依然坚强生活着，并且还孕育了一批对世界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思想家。诺贝尔获奖者中，有百分之二十居然是犹太人，而犹太人口在全世界只占不到百分之一。这是多么值得人类仔细研究的一个现象！

从小被剥夺学习资格的我，对书声朗朗的校园生活有着一种说不出的神往。但我不得不客观地承认，作为一个中国的临床医生，当时在医学院学习的基础医学课程实在是太少。虽然我在医学院苦学了整整5年，当医生后也练就了一身实际治疗和抢救病人的本领，但对于免疫学，尤其是分子免疫学及其疾病发生原理、治疗方案来源等却所知甚少。这也是我从医学院毕业13年后，情愿离开令人羡慕的医院，放弃人人尊称的“主任”头衔，不远万里来到国外再当学生的原因所在。万分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的导师，他在我不会培养细胞、不懂一些最普通的分子生物学和免疫学实验室技术的时候，时刻给我带来鼓励与安慰：“不用担心，靖，如果你能成为一个好的中国医生，你就一定能成为一个好的科学家。”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望着我，语气十分坚定。于是，带着他的嘱托和信任，我用了将近6 年时间，在以色列威兹曼科学研究院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并且在全世界定级的生物学期刊上发表了好几篇高质量学术论文，其中一篇被《自然癌症综述》评为“最最重要的癌症机理研究发现之一。”

在考虑选择哪儿读博士后的时候，我先后发出了5 封申请信，其中有4位美国的教授很快给我回信，他们分别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旧金山大学基础医学院、安德森癌症研究所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癌症研究所。最后，我决定接受坐落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区的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邀请。

在本古里安大学读了一年后，我转去了威兹曼科学研究院，因为那儿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官方语言是英语。

离开以色列前，我专程前往比尔晒瓦向导师Shraga道别。那是个周末的下午，导师一身短衣短裤，像是在家里与一个旧友重逢，很快解除了我所有的紧张与拘束。导师年轻时在美国生活多年，先后在加洲的斯坦福大学、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从事癌症科研。他开始为我讲述在美国的生活与工作经历。之后，他忽然问道：“你在中国的家人都好吗？你父母、姊妹都好吗？”

“很好，他们都很好。”我答道。

“我曾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但还没到过中国，那儿是我一直神往的地方。现在太忙，过几年后，我一定要去中国参观访问，而且希望你能给我当向导。因为你是我唯一的中国学生，也是我了解中国、向往中国的一大动力！”

“我期盼那一天能够早日来到！”

说到这儿，导师将我的手紧紧握住。一股暖流顿时流过我的全身。

可是，谁曾想到，那天的分别，竟成了天上人间的永诀……

我于2002 年4月带着女儿离开以色列。来到美国后，生活节奏更快了，整天忙于工作和生计，没有半点闲暇。直到将近两年后，我才坐在台灯下给他写信。我带着激情和思念，把对导师，对以色列，对我难忘的以色列朋友的一腔激情，全部一泻而出。信是用英文写的，然后用淡蓝色的纸打印出来，用邮件寄到了他的办公室。那时，他是索冉卡医学中心的总管。

没想到等了整整三年，才收到导师以下这封回信：

“我最亲爱的靖：首先，请接收我真诚的道歉——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请求你的谅解，因为我这么长时间没有给你回信。不管你是否相信，我的工作任务很繁重，一边要领导一个大学，在这个艰难的境况下，一边要指导学生，不断发展和继续我的科研领域。这些年申请研究经费不易，但感谢上帝，我的实验室能够继续生存并有卓越的发现。

我早已收到你的来信，信中的真情描述使我深受感动。我承认，我一直为你离开本古里安，而去魏兹曼继续你的博士研究深感遗憾，但我理解你，也相信你在那儿会学业成功。

自从你离开后，我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和你的微笑。我永远记住，我有一个聪明的中国医生学生，而且，你是我唯一的中国学生。

是的，每次当听说或想起中国的时候，我就想起你和你的微笑。

如果我去华盛顿，我一定去看你。也希望你再回以色列。

愿你和你可爱的女儿永远平安快乐！”

现实生活，每每不能如人所愿。我一拖再拖，一直没有重返以色列，总觉得来日方长。没想到，一切竟会在等待中永远失去！

导师去世3 年后，我才第一次重返以色列。踏上这片令我梦魂缭绕的土地，我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师母。

那天下午，我久久站在这个曾如此亲切又如此熟悉的小别墅珊栏外，心潮起伏。一切仿佛依旧：花园里鲜花盛开，绿树常荫，只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我最亲爱的导师已永远离我远去。师母玛扎尔开门后，我俩紧紧相拥，泪如泉涌。接下来，师母开始向我缓缓讲述起导师去世的详情——“那是个十分平常的日子，他照例很晚才回来。晚饭后，照例去他的书房工作到深夜。我先是在看电视，然后去厨房做家务，并准备第二天的早餐。突然，我听到一声呼唤：‘快来，亲爱的，我心里不舒服……我赶紧跑向书房，发现他站在书桌旁，面色惨白，正摇摇欲倒。我立刻上前托住了他，他一下就倒在我怀里，再也没有睁开眼睛。当时，他宽大的书桌上，正放着一篇学生的毕业论文初稿……”

导师于1939年4月出生于欧洲的荷兰。“二战”中两个姐姐被法西斯残害死亡后，母亲带着他逃往苏联，过着艰苦的难民生活。1949 年以色列国成立，在各国流浪的犹太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园。导师母亲带着他来到了以色列，与久别的、一直在荷兰部队的父亲见面。但是，两个如花似玉的姐姐的悲惨命运，以及600万犹太人被虐杀的事实，在他幼小心灵上留下了深重的创伤。这时，我的眼前不觉又浮现出导师卧室里的那大幅黑框照片。也许正是“二战”创伤和名族的双重灾难，使他成长为一个奋发图强、极富同情心的人。后来又从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创建了本古里安免疫系，并成为系主任，然后又成为以色列第二大医疗中心的主任——一个领导上万人的机构领导者。多少个日子里，他白天为医疗中心的事务操劳，晚上在灯下读科学期刊，写学术论文，或修改学生的稿件。他实在是太累了。值得欣慰的是，导师和师母有三个优秀的儿女：大女儿是名中学教师，大儿子是部队军官，小儿子长相酷似父亲，已从医学院毕业，在做临床医生，将来也准备从事癌症的基础研究，目前正在申请美国的访问学者。导师若知道自己的事业已后继有人，一定会含笑九泉。

内格夫·本古里安大学为了更好地缅怀导师对医学事业，对大卫-本古里安大学的贡献，已将他所创建的大卫-本古里安大学免疫系以他的名字命名为“Shraga-Segal免疫、遗传、基因研究系。这种以系的创建者命名的大学学科，在以色列学术界还是绝无仅有。

永别了，我尊敬的导师，愿你的在天之灵能少一份操劳，多一份宁静。

安息吧，我敬爱的朋友，愿你博大的爱心、聪慧的才智，与日月同在，与天地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