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一

艾伦·泰特指出：艺术和诗最幸运的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处于衰亡的边缘时代。一个时代既造就诗人，又毁灭诗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但丁的文艺复兴时代曾忠诚地为但丁服务，而波德莱尔所经历的法兰西时代则伤害、毁灭了他。无论如何，作为一个诗人，他得被迫对他的世界和时代的一切变迁、骚动都保持开放和吸收，保持沉默和良知，一种心灵深处的呐喊。他不能逃避创痛和忧患，但他可以不被毁灭；如果一旦毁灭，他便难以在那个时代精神的废墟上再度萌生，最终成为那个时代最诚实的代言者，衰老的人质。时代的一切烦恼和玩笑，一切悲哀和宽容可以同时进入一个人的灵魂和创意的言词中，并受到创造性天真的支配――这就是诗歌的奇迹，诗歌神话的感召力。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一个曾被二战时代冷落和淡忘的预言者，一个具有卡珊德拉①禀赋的道德天才，在我的纪念和冥思中，更重要的是他自己，凭借他的气质和人生际遇，他的体验和忧思，扮演了另一个杰出的角色――寓言诗人。

卡夫卡性情怯懦，沉默寡言。他出生于奥匈帝国时代的布拉格，他的父亲是一个健壮硕大、白手起家的捷克犹太商人。卡夫卡自幼喜爱文学，在德国大学预科学校毕业后，曾学过文学和医学，但不久他屈于父命，去德意志大学攻读法律，取得法学博士学位后，于1908年7月30日进波希米亚王国劳工事故保险公司任职至1922年。1923年他蛰居柏林郊外，埋头于写作。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疗养院病逝。卡夫卡在中学时期对自然主义的戏剧和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的著作发生兴趣。大学期间经常与布拉格的一些作家如恩斯特·魏斯（1884-1940）等人，结交了犹太复国主义者马克斯·布罗德（1884-1968），并在其影响下开始创作，曾先后和布罗德夫妇一道游历了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等欧洲国家，后来在布罗德的介绍下，卡夫卡结识了柏林少妇费丽采·鲍威尔（又译费利斯·鲍尔）。在其后的五年中，他与费丽采的关系波折不断，几起几落。他与费丽采两度订婚。他既不甘忍受生活孤寂和疾病带来的苦痛而渴望婚姻带来的一种世俗的家庭幸福，但又担心结婚将给他的艺术创作必要条件——清静——带来威胁。面临两种选择，他痛苦万分。最终，卡夫卡没有结婚，尽管费丽采和其他几位女性在他的生活中起过重要作用，其中包括在他离世前在柏林与他短期生活在一起的多拉·戴门特。

卡夫卡于1917年9月4日被确诊为肺结核患者。同年8月10日凌晨他开始咯血，长达10分钟之久，在布罗德的催促下去请皮克教授查诊，结果是两肺肺尖患结核病。疾病起初是肺尖支气管炎（肺门病），但很快治疗，在布拉格痊愈了，后来为什么卡夫卡的病情复发而且急剧化，至少与他个人的性格、情感生活以及他对病人的同情心等是有关系的。同年9月卡夫卡在苏牢（一译趣牢）写给布罗德的信中这样说：“我一直在寻找对疾病的解释。因为一直不能降服疾病。有时我们似乎觉得，大脑和肺私下取得了谅解：‘再不能这样下去了！大脑开了口。而五年之后，肺才答应帮助。……在疾病阶梯的第一级上，神不知鬼不觉地搭起婚床，对我来说，这成了我人生（当然以后差不多也就是拿破仑的人生）的报偿和意义。不要搭吧！我不会超过科西嘉岛②的，这是肯定的。”他在写给米兰娜的信中又说：“我的神经有病；肺病只不过是精神病的衍射……。”1915年以前，卡夫卡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父母经营口商店，而他又忙于自己的写作，因此几乎没有时间从事写作，不得不经常熬夜。积劳成疾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卡夫卡与费丽采之间的爱情历程也可谓是“订婚时期”，结局是悲剧性的。在现实生活中，卡夫卡是典型的内向而敏感，他的性情正好与费丽采形成鲜明的对照：费丽采在现实生活中生意场上均是强者，外向而健壮。他们两个人远离布拉格、柏林两地的书信交往中亲密无间，“一旦见面却又形同陌路人甚至成为对立面，”卡夫卡内心的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化，这些矛盾包括“自由与法的矛盾，创作自由与对家庭、婚姻、职业承担义务的矛盾，惧怕孤独和惧怕失去孤独的矛盾”③，疾病与生活、写作理想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让他度过了被痛苦折磨的五年，然而这五年却正好又成了他的第一个旺盛期，而且卡夫卡的一些重要作品如《变形记》、《审判》、《美国》等几乎都是在这期间写就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费丽采对卡夫卡的影响是重大的，正如他自己在1913年2月17日的信中说：“有时我想，费丽采，你确实有这样一种支配我的力量，把我变成一个有能力去做理所当然的事情的人”。卡夫卡惧怕疾病。他说自己瘦弱，因怕得病而基本吃素，烟酒、咖啡一概不沾，服药又怕副作用；还怕失眠，怕噪音。卡夫卡惧怕疾病，并不等于他惧怕死亡。他十分清醒，他的病从一开始就将是“致死之病”。“作为一个饱受疾病煎熬的人，他把死亡视为安息和解脱，对死亡寄以无限的‘信赖”。他认为，如果禁食知识之树的果实，那么死亡威胁的真义就在于此，也许这就是自然死亡的原始涵义。④

卡夫卡在马蒂亚里疗养院期间，有一位50多岁的身患肺结核和喉头结核的捷克病友，谦和而友好，是有两个成年孩子的父亲。卡夫卡应那位病友的要求而他的病房进行语言交谈。那位病友拿出两面小镜子，告诉卡夫卡关于这两面小镜子的用处：一面镜子将窗外的阳光反射到第二面镜子上，再由第二面镜子将阳光照射到他喉咙中的肿块上而达到医生所说的“治疗”目的，卡夫卡目睹这一情形，即刻感到头晕目眩，这时他对那位病友说声对不起，便强打住精神退出那捷克人的病房，逃回自己的住处。可是那位病友为他如此的纤弱和怯懦的神情所吓坏了，竟然整夜失眠。卡夫卡为此事在日记中写道：“尽管如此，我也不能责怪自己，毋宁说我不知道人为什么会突然晕倒。病房所见，真比砍头的情景还要可怕，甚至比用酷刑还要残忍。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发明各种酷刑，而是种种疾病使然。不过酷刑是无人敢用的，可这里长年在受刑则是事实。……最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受刑者心甘情愿，出于自己的意志，出于他贫乏的内心，自愿拖长受刑的时间。”后来不久，那位病友死了。这个人没有携带什么物件，从疗养院出来径直奔向火车站，随即登上开往家乡的火车。正当火车运行的途中，他在两个车厢的连接处摔了下去，跌在两个缓冲器之间。因此，那人的死，是自杀，还是自然交通事故，不得而知。唯一知道的只有两点：他在病人中深受孤独的折磨；火车已载着他的灵魂回到了故乡。这个病友孤独而祥和的阴影后来一直笼罩着疗养院，笼罩着卡夫卡来日不多的疾病中的生活，同时又像一个热情的幽灵，召唤着卡夫卡这个肺结核病友。

二

昆德拉在小说《生活在别处》的序言中说出了“抒情态度”这个概念，他说抒情态度就是一个人潜在的态势，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范畴之一，而且人类已具有了这种能力，诗人就是它的化身。对现代抒情的思议和体验，使我们再一次确认一个给现代人的灵魂注入隐喻的血液的人，带来更多迷惘与焦虑的人：

弗兰茨·卡夫卡。

卡夫卡仿佛逃脱不了“被害者”的普遍命运。卡夫卡的名字时常与布拉格联系在一起，几乎是密不可分。但是卡夫卡同他的故乡布拉格之间的关系到底怎样呢？卡夫卡的全部作品都在叙述一个事实：他与布拉格的关系从来不是单义的，他热爱布拉格，同时又恨它。在谈及它时，他的口吻既有温情，又包含着尖刻的反讽；他把布拉格既视为故乡，也看作牢狱，看作人渴望挣脱枷锁的象征，“从最强烈的吸引中解放出来的象征”。卡夫卡十分厌倦城市世界和城市生活，他从施蒂弗特描写大自然的超凡脱俗的诗学中得到了灵感。他在日记中流露了对城市环境的怨尤，对亲人和家属的怨尤，而且坚信他接受的教育在诸多方面摧残了他：“这一怨尤好比一把匕首插进整个社会”。⑤在这里，“整个社会”夸张地隐喻了卡夫卡生活与思想的全部内容。关于1920年大规模的反德和反犹的屠杀事件，卡夫卡在给米兰娜·叶森斯卡的信中写道：“现在我整个下午都在街上，被围在一片反犹太人的仇恨之中。有一次我听到有人把犹太人叫做‘龌龊的民族。不可理解的是一个人怎么对自己的出生地如此仇恨呢？……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在一个地方的英雄主义是蟑螂的英雄主义，浴室里的蟑螂也是消灭不尽的……就在刚才，我在窗口看到警察骑着马，宪兵们举着刺刀，大喊大叫，人群四处逃窜，而在这楼上，丑恶的羞耻依然在保护下生活着。”也许正是这种经历使他在1922年以反讽的口吻抒情道：“布拉格啊，我的祖国！”

卡夫卡便是这样一个生活在捷克历史与文化均处于衰亡边缘的时代的人。他遭受了冷遇和抵触灵魂深渊的打击，言说了人性的寓言和内心的哀歌。他在日记中还袒露他一生中遭受的最沉重的伤害来自布拉格。因此，他不得不离开布拉格，并且拒绝了背景酷似布拉格的维也纳，怀揣疾病，放弃婚姻，到柏林寻求他异样的道路和“健康的梦想”。然而，他又能真正地“离开”布拉格多久多远呢？卡夫卡否定了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荒诞和恐怖，就像他否定了自己的把智慧和疾病隐喻其间的非凡作品。“书籍自有书籍有命运”（米兰·昆德拉语）。有时，人们也在思考中，如果布罗德们没有“背叛”卡夫卡的遗嘱而遵从他的遗嘱，将卡夫卡的作品全部焚毁，那么，我们经验中体验的时代是不可能侧面地观照地命名为“卡夫卡时代”了。我们这世纪末的身心和文化艺术结构将抽出某种精神国度的“物质”，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抗拒流俗的思想、信念，乃至关于世界内在的和表象的意志。他的三部曲《美国》《审判》《城堡》均未文本地完成，这究竟意味的是一种直觉（非自觉）的写作态度的反映，还是一种直觉写作本身存在的悲喜两重性呢？用我的话说，卡夫卡是在用自己的存在物象——作品和生活来隐喻我们共同拥抱的人类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的残缺、颓废和扭曲。从人文艺术的价值角度来说，卡夫卡的时代影响力和渗透力毫不逊于贝多芬、梵高、康德和克尔凯郭尔，毫不逊于莎士比亚、尼采、柏拉图和基督教义。在自然社会中，卡夫卡是偶然降临世界的一个隐形思想者，而他存在的偶然性已经使我们这个“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怀疑主义时代和他难舍难分了，而且成了一个文化取旨的必然导向和高度，至少企图再次冷落的抛弃卡夫卡的恐怖时代尚未真正来临。

三

卡夫卡与弗洛伊德、本雅明、弗洛姆、马尔库塞等犹太人比起来，还不曾真实地扮演过流亡者的角色。在今天的思想者看来，卡夫卡与他的时代之间应存在着一种有关现实生活的态度、理想及其命运的妥协，这与他怯懦而内向的性情必然有关。卡夫卡在1914年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与犹太人有什么共同之处？我几乎与我自己都没有共同之处，而应该静悄悄地把我放到一个角落里去，能够呼吸就心满意足了。”事实上，卡夫卡的一生就是在那个角落里度过的。然而卡夫卡即使处在一个让人产生遗忘和卑微感的角落里，卡夫卡依旧没有逃脱他的时代给予他存在于世界的馈赠——疾病、恐惧和一根来世注定受难的手杖。⑥谁也不能否认，卡夫卡的内心是极不平静的，尽管他渴望平静的生活，可他的内心的确在历经着流亡的生活，他的所有文化精神遗产便是他流亡生活的具体轨迹。

不难看出，卡夫卡与瓦尔特·本雅明（1892-1940）之间存在着一些相似点。本雅明出生于柏林的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其父是经销艺术品的商人。他幼时多病，在人文大学预科读书，后来又在柏林等地攻读哲学和文学，并成为一名能言善辩的学生领袖。一战期间，另一位杰出的犹太人格休姆·休勒姆结识，受这个倾向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对犹太教和希伯来神秘哲学发生兴趣。后来在慕尼黑求学期间，结识了里尔克（1875-1926），开始阅读神秘诗人马拉美（1842-1898）的著作；与一位昔日大学同窗女友结了婚；最后定居伯尔尼，与乌托邦主义辩护士厄恩斯特·布洛克来往甚密，尤其是布莱希特（1898-1956）。布莱希特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阿霞·拉希斯后来成了本雅明的情妇，是她把本雅明介绍给布莱希特的，也是在她的鼓励下，才使本雅明后来转向了马克思主义。1933年纳粹上台后，本雅明避居巴黎，开始了他著名的“十九世纪的巴黎”研究，从而终止了他的记者生涯。1940年德军占领法国后，本雅明才下决心取道西班牙逃亡美国，但当他抵达边境布港时，当局却拒绝发放护照，并威胁说要将他交给盖世太保，本雅明闻之自杀。

卡夫卡和本雅明、普鲁斯特（1871-1922）等人一样在那个时代没有任何理想的或现实的自我保护能力，类似地死于一种政治生活、经验上的无能。但离此时代最遥远的人，也是彼时代最邻近的人。在保留那个时代的思想实践的历程中，他们不需要过多的形而上的经验，他们需要时间和未来的人类，需要那个“彼时代”的观照。卡夫卡与本雅明一样有着很浓厚的悲观的生存意识，都在自身结合着又分离着巨大的矛盾和痛苦，分享和“聚合的方式”像“一个超越时代的深刻的观察者和伟大的局外人”⑦。卡夫卡和本雅明都在创造和履行一种人生寓言，本质上却是乐观的寓言，他们都企图在自己的文本中剃除寓言的心理内容，而保存它的美学架构，正如本雅明所说：“寓言在思想之中一如废墟在物体之中”。在他看来，寓言不仅要说出人类生活的普遍实质，而且要“在最自然、最堕落的官能性质上说出个自传式的历史性”（本雅明语）。我曾向一位友人比较卡夫卡和本雅明时说过这样的一段话：“他们的著作理想无疑在个时代是一种极端冒险的行径，注定要在一个冷落他们的世纪里扮演替身的‘牺牲者角色，不管他们未来的思想命运和遭遇如何，先知的诗人是属于未来的”。

如果说卡夫卡与本雅明有着较多的相似点的话，那么他与克尔凯郭尔（1813-1855）则有着更多的相似点，或许正因为如此，克尔凯郭尔成了他较为尊崇的思想家。他们两人大都被现代文化人视为比较坚实的存在主义者，克氏被尊为存在主义先驱，而卡夫卡如今又成为后现代主义者追溯和发掘的怀疑对象。他们一生都未曾参加过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克尔凯郭尔除旅行和游学之外，几乎没有离开过哥本哈根，而卡夫卡也除旅行和休假（包括疗养）外，也没有离开过布拉格；克尔凯郭尔两度求婚而受挫终身未娶，卡夫卡也是几度订婚几度解除婚约而孑然一身；克尔凯郭尔和卡夫卡一样性情忧郁，内向寡欢，均因病去世，卒岁也十分接近，一个是42 岁，一个是41岁；他们都坚持写日记，把日记当作是他们各自思想和精神最贴近的载体，生前他们都是默默无闻，死后才被本雅明式的“拾垃圾者”们发现：被略带花纹的碎石包裹的，被人们踢伤的灰色物质，原来是块琥珀，会思想的琥珀。

伊达·凯尔马克说在卡夫卡和克尔凯郭尔之间有种奇怪的平行物⑧，其表现就是卡夫卡称为写作上的魔鬼之助、克尔凯郭尔称为美学之物的探讨。卡夫卡在1912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发现魔鬼。当我们被魔鬼缠住时，那就不会是一个，否则我们（至少在人间）满可以平静地生活，如同在上帝身边，统一和谐、没有矛盾、不用考虑什么、对跟在身后的人始终放心。他的脸也不会使我们惊恐，因为作为中魔者，我们所拥有的一些敏感性使我们在看到他时表现得很聪敏，情愿牺牲一只手，借以把他的脸遮住。如果只有一个魔鬼掌握着我们，他平静地，不受干扰地把我们的整个本质纵览一番，有时还操纵一下我们的自由，那么他也会有跔的力量，在我们心中高居于上帝的意志之上，为我们长久地保持着一种人的生活，而且飘忽不定，使我们一点都看不到他的踪影，也不会因此不安。我们人间的不幸只会是由成群的魔鬼构成的。”卡夫卡用剖白式的口吻说过：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魔鬼——咬人、趁夜色害人。这无所谓善与恶，抑或生命：如果没有魔鬼附体，人就活不下去，魔鬼是人的固定搭配，这就是卡夫卡对理念世界的一种态度，他甚至会认为人们无法抗拒这种魔鬼附体的宿命。在这里，关于克尔凯郭尔对美学之物的探究当不展开谈述。

如果把卡夫卡和本雅明、克尔凯郭尔三人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他们都具有浓郁的非诗文本的诗人气质。从医学角度来说，患有精神病的人总是可能更靠近天才或属于天才的行列。俄罗斯一心理学家得出结论：在天才的先辈中，毫无例外地都能发现精神病的特征，而且经常是精神病患者；天才向来都有点神经质；在天才的近亲当中，肯定有精神病人，天才的先辈中往往不乏天分居高之人。他们把此称为天才的“精神病现象”。比如普希金、歌德、果戈里、陀斯妥耶夫斯基、梵高、毕加索、荷尔德林和尼采等，举不胜举，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精神异常。弗洛伊德把精神病人和神经病人统称为心灵病人。无疑，他们三人完全可以被事实视为在人格精神旨向方面存在典范意义和价值的心灵病人。这三个病人似乎被一种理性又非理性的东西联结在一起：卡夫卡大抵于1910年亲近了克尔凯郭尔，本雅明大抵于1927年亲近了卡夫卡，克尔凯郭尔则成了他们的引路人，把他们连同自己带向一个孤独、充满恐惧和颤栗，却又暗藏光辉的深渊。

卡夫卡从未自命为诗人，他只说过他身为作家的使命。但谁又能否定他作为寓言诗人的事实：他事实上写过诗句，而他更多的无形的诗意则表现在他的日记、笔记、小说和寓言中，他在用自己的言词来表达自身无比深邃的内省经验：一个动荡的世界不可保护性、可疑性以及对这个世界的回避和沉默。这种表达的意图就是——用他自己话说——“宁愿千百次地毁坏，而不愿在我心中保留且藏有这个世界的痕迹，”这些痕迹已成了我们追忆“卡夫卡时代”的最纯粹的诗意。我们可想而知，本雅明以文史诗评家的角色以几乎是同一种眼光和思想氛围去面对卡夫卡和波德莱尔（1821-1867），是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的，因而也只有本雅明才可以较早地看到一颗“没有氛围的星星”在奥匈帝国的天空中闪耀，像波德莱尔一样。最终，他们都目睹了过去时代的悲哀：诗人从半空中跌落下来，成为“垃圾”和“拾垃圾者”这双重隐喻的化身。卡夫卡比较景仰的诗人有莎士比亚、歌德和席勒等（时代所限），他在书信中提到的中国诗人有袁牧、李白、杜甫、杨万里、苏东坡等。克尔凯郭尔跟卡夫卡、本雅明比较起来，更富有艺术家的狂放，他从来不怀疑自己是天才，即便在人生最险恶的时候也从未怀疑过，他说：“从本质上讲，我是个诗人，一个天才。”卡夫卡则没有他的那份自信，可事实上他是克尔凯郭尔最理想的继承者：“思想家的思想家”。

四

卡夫卡对待自己是不公正的，他不应该去怀疑潜藏在他写作背后的健康的理想，去否定自己的作品中所体现的思想。这无疑是人类文化史上一次较为庄重的自虐自戕的事件，作为文化上的人道主义者理应摒弃这种行为。也难怪卡夫卡遭到他的同乡米兰·昆德拉的非议：人们触及到围绕他的遗嘱传说的最大谎言——“卡夫卡不想毁掉他的作品”⑨。诚然，这只是昆德拉的一家之言，而且不失偏颇。但我们在这种结论下仍可得出一个陈述：卡夫卡直到今天仍是一个神秘的未知数，需要更多的阅读者和思想者到他的遗产中去探寻和追问，抑或是一种徒劳，荒谬，无目的性，但我们不可否认历史和宗教亦是如此的命运，因此卡夫卡仍然会潜伏在现代人的大脑皮层中。此文写到这里，将草草结束，让我和一些热爱卡夫卡的人们一样铭记一个十分亲切却已遥远的历史胶片：

1939年3月14日深夜，布罗德被沦为一个流亡者。他在纳粹进驻布拉格的前夕，告别故乡逃亡马勒斯坦。在他的手提箱里装着一个人给世界留下的遗产，一个时代的被变形的缩影……

注释：

①卡珊德拉：又译卡桑德拉，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预言者，特洛伊王普里阿斯摩斯与赫库芭的女儿，她的形象常见于古希腊的造型艺术和文学作品中。

②科西嘉岛，法国地中海的岛屿，拿破仑的故乡。

③参阅胡其鼎先生《弗兰茨·卡夫卡和费丽采·鲍威尔》一文，原载《世界文学》1993年第4期。

④参阅伊达·凯尔马克《我不抱怨，一位创造性的人与疾病邂逅的自述》，维也纳阿马尔塔出版社1972年版。本文摘自《向死而生》，三联1993年版第二章第1节。

⑤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语。

⑥卡夫卡曾在笔记中这样写道：“在马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共同的是‘一切。”

⑦参阅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译本序《本雅明的意义》，三联1989年版。

⑧同上，④。

⑨参阅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牛津大学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