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晶

好不容易总算迎来了一个休息日。这一天，我拿出放在包里多日的王川新著《千古江山》。这是一本关于镇江山川风物的记述，其中一段与徐州有关。所谓镇江，就是早先说的“南徐州”。按照王川先生的考证，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兵荒马乱，而徐州作为“兵家必争之地”，是当时荒乱的中心。于是大批的徐州人被迫南迁，其中很多人在镇江落脚。这些远离故乡者，出于对故土的怀念，便把镇江称为“南徐州”。如此说来，“南徐州”的称谓已有近一千五百年的历史。现在的镇江人中，也偶尔会听到“南徐州”的说法。不唯如此，如今镇江还有多处以“南徐”命名的地名。如镇江市委、市政府前的景观大道，就叫南徐大道。因而，“南徐州”这一别称，不仅使我对镇江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愫，而且在内心深处，也顺理成章地把它当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一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谈及故乡时，都有一个坐标作参照。也就是说，您的在哪里？并且是在给谁说故乡：如果在国外，会说中国是故乡;如果在国内，会说某省是故乡;如果是省内，会说某市、某县是故乡。由此说来，我的故乡在哪里？

首先，我是江苏人，江苏自然就是我的故乡。江苏的美，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如果你是一个作家，哪怕是如我一样的一个蹩脚作家，在抒情时，一定会不由自主地发出“哦，江苏”这样的感叹。其实，在中国浩瀚的文明史中，与江苏有关的名家名篇，可谓群星璀璨，数不胜数：远者如王羲之、李白、刘禹锡、苏轼、欧阳修、王安石，近者如朱自清、陶行知、陆文夫、范小青、赵本夫、储福金、苏童。所以，人文荟萃的江苏，连同其美丽的山川风貌，一直以来都在全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早些年，由于工作关系，我经常东奔西忙，走南闯北。每每遇到外省朋友，对方总会不自觉地流露出羡慕甚至些许嫉妒的表情。我知道，江苏在他们心中所引发的印象与憧憬，或是太湖浩渺、运河帆影;或是淮河烟波、秦淮氤氲;或是吴韵汉风、维扬大餐;或是龙凤呈祥、霸王别姬;或是江海联通、悟空连云;或是云锦刺绣、紫砂碧螺……问题是，我更多的时候是生活在江苏，所以不能说江苏就是我的故乡。我会说，我的故乡是徐州。

提起徐州，很多朋友会眼睛一亮。太震撼了，太有料了。是的，徐州有料，很有料。徐州古称彭城，已有6000多年文明史。帝尧时建大彭氏国;徐州还有2600多年建城史，是江苏境内最早出现的城邑。原始社会末期，尧封彭祖于今市区所在地，为大彭氏国，徐州称彭城自始起。春秋战国时，彭城属宋，后归楚，秦统一后设彭城县。及至夏禹治水时，把全国疆域分为九州，徐州即为其中之一，故有“自古彭城列九州”的说法。徐州五省通衢，更是北方进军南方的咽喉之处，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光是历史记载的战争就有400余次。如今的九里山古战场，已是游览景区，成为后人凭吊怀念古英雄的圣地。汉画像石，在中国的文明里独到而优雅，苍劲而清秀;楚王陵的兵马俑丰富华美，璀璨多姿;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雄浑壮阔，车流滚滚，奠定了新中国创立的基础……徐州的文化积淀，深深影响着这座城市的风骨，并成就了今日辉煌古城的典雅风范。

1974年，作为少年的我，第一次从农村走进如此伟大、宽阔、美丽、富有的城市。尽管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时的徐州，其实还很破旧、还很脏。然而，那时的我，比较的坐标是自己成长的农村，真是人们说的“不是流口水，就是望呆”样子。记得那是个夏天，我在徐州停留的10来天时间里，一开始只是在大哥工作单位方圆百来米的附近游玩，不敢到更远的地方。后来，大哥在工作之余带我出去溜达，于是，云龙山的五十三参，兴化寺的大佛耳朵，开始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投影，并久久难以抹去。1980年底，我因远赴湖北荆门，在徐州等待火车的两天时间里，曾多次在位于文化宫附近的新华书店转悠。我不敢一次在书店停留过长时间，因为当时我还是一个乡土气息十足的青年，身上没有一分多余的钱用来买书，生怕在书店里久待而不买东西，会引起营业员的不满。因为心存这样的疑虑，我每次在书店待会儿后，总要去外面绕一圈再进来。平生以来，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的书，还有挂满墙壁的书法、绘画（其实，那时的书画，都是印刷品）。记得当时的书店是柜台式的，不像现在这种完全开放状态，可以进去蹭书看。次年4月，我从荆门返回时，不知不觉又走进这家新华书店，依然用半年前那种饥渴的眼神，饱了一次眼福，这才恋恋不舍地回到农村。此后，我与这家书店似乎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有机会，总想进去看看。1981年10月5日，在我生日那天，我的人生忽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因为我有幸考入省城南京的一所学校。路过那家书店时，我的心情尽管从迷离、难过转为欣喜、舒朗，可依然囊中羞涩，买不起一本书。直到当年寒假我回徐州时，才用结余的伙食钱，购买了《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这两本书。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之所以要购买它们，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见过地图的挂图，更没有亲眼见过地球仪;二是我的地理考了89分，是我在当年高考中分数最高的一门，据说在整个沛县占第8名。此后，从南京回徐州虽然比较频繁，但每次回去，我都依然会在那家新华书店前凝视一番，因为那里有我最初的梦想与困惑，同时也见证着我的期待与无奈，甚至具有启蒙意义的奋起与拼搏。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完全可以向我大哥借钱或者要钱。可是，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早就给自己立下了这样一个规范：伸手要钱，哪怕是自己最亲的人，也是一种不好的品行。所以，在自己没有能力的情形下，将多余的愿望埋葬，应该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前些日子回徐州时，我忽然发现一片披着新绿的市民公园代替了陈旧的新华书店。目睹此景，我不由得百感交集。那个曾承载我复杂人生情绪与朦胧人生的书店，已永远消逝，从今往后，它会成为一缕缕乡愁，在我的记忆里不断呈现，剪不断，理还乱，如同美丽的海市蜃楼。

时代发展的车轮，总是带着隆隆的轰鸣声呼啸向前。如今的徐州，雄踞济南、合肥、南京、郑州中间的独特区位，当仁不让地成为淮海经济区的中心城市。“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典雅风致，早已替代了往日煤城的脏乱差景观。蓝天白云、碧波荡漾，已经成为这座千年古城的崭新常态。而乡愁，只能在我的梦中久久缠绕，挥之不散……

二

很多人都有填写籍贯的经历。据说，按照基本的规范，籍贯原是指祖宗八代生活的地方;而现在指的是自己父辈生活的地方。对我来说，无论是祖宗八代，还是父辈，我的籍贯一律是沛县，没有任何悬念，也没有任何的投机成分。

沛县在哪里？很多人不知道。有的人沛、邳不分，误以为沛县就是邳县。我在费劲解释的档儿，内心会笑话那些不知沛县的朋友。其实，也不是笑话，而是觉得，他们怎么可以不知沛县呢？！

沛县是京杭大运河的重要渡口，曾经在漕运中发挥过重要作用。

是的，沛县就是《三国演义》中被罗贯中描写的那个小沛。吕布在沛县，曾上演过辕门射戟，平息了刘备与纪灵的纷争;刘备在小沛苦心经营达6载，经历过人生的酸甜苦辣;刘邦被称作沛公，分明说的是：他是沛县人。因为刘邦，因为楚汉之争，因为汉朝，成就了今天的汉族、汉语、汉字……所以，沛县又被称之为“大汉之源”。

说起刘邦，尽管传言他在当年曾是个混混形象，身上有着痞子的种种劣迹。可这些劣迹、这些形象，在沛县人心中，是对刘邦的抹黑、恶搞。相反，刘邦在沛县有着至高的美誉。这里，我们不妨来听听有关他儿时的一些美丽传说。

传说刘邦出生后不久，被秦王搜杀。有一次秦王路过沛地，见紫气东来，便有谋事演说，此地必将出天子。秦王一时愕然，便下令搜索。刘邦母亲获悉噩讯，立即抱儿逃命。可四周城门皆已被封堵，插翅难逃。在这紧急当口，只见襁褓中的刘邦伸出了小小的手指，指向东北。母亲抬头望去，果真在东北角出现一个小小门洞。于是，母亲抱着刘邦一路东去，直奔沛县。无奈刘邦母子刚出城不久，追兵又到，危难之际，他们一头跑进庙里，母子俩刚刚躲藏好，便见蜘蛛将庙门重新织好蛛网。秦兵赶来一看，料定他们没有进入，便匆匆赶往别处。稍定，他们继续东逃，眼看就要到了沛县，孰料追兵从后面又蜂拥而至。此时已是中午时分，一位农夫正在田间耕田。情急之中，母亲立马将刘邦藏于犁沟之中。然后轻轻覆上泥土，还故作镇静地与农夫说话，以此蒙过了追兵。待秦兵一离去，母亲赶紧去找孩子，孰料孩子居然在马蹄下面。于是，母亲担心孩子或许已被马踩死，但走近一看，发现马蹄始终是轻轻地虚在刘邦的旁边。母亲还担心小小的刘邦会不会被泥土憋死。不料，奇迹再次出现：只见一只蝼蛄爬在刘邦鼻子下面，替刘邦拱土通气。小小的刘邦看到蝼蛄，有些恶心，就立即将蝼蛄一掐两段。母亲当即责怪刘邦的鲁莽与没有情意。刘邦知错后，随手掐了一段麦秸秆，将身首异处的蝼蛄插在上面连为一体，使得蝼蛄重新复活。于是，我们后人看到的所有蝼蛄，都有一根通管……这些美好的传说，都寄予了人们对刘邦的无限怀念。

刘邦来到沛县的第一站，即是“刘邦店”。早在读高中时，我曾去过那里。刘邦店，就在今天的安国镇，那是个普普通通的村庄。

刘邦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当坐稳皇帝宝座后，便开始衣锦还乡。他曾来到沛县那个与他有恩、成就他事业的地方，并且高歌一曲穿越时空的那首《大风歌》，其霸气、豪情，绵延2000年后，至今仍余音绕梁、不绝于耳。

沛县的发展，当然不能躺在祖先的功劳簿上。沛县在改革开放年代，正续写往日“大风歌”的豪迈与辉煌。此外，让外界惊异和折服的，还有沛县人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是创业、拼搏、奉献、为民那种大路货式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文化传承，如今被极其精练地概括为四个字：讲究、有种。

先来说“讲究”。这里的讲究，不是吃、穿、用的阔绰，也不是大手大脚的那种讲究，而是更多地倾向于对一个人的义气和担当的描述。怎样的义气和担当，才是沛县人字典里的“讲究”呢。这里不妨给一个通俗的定义：沛县人凡事要个面子，你给他足够的面子，甚至这个面子给得可以让人感动，那么，这大概就是沛县人的讲究。譬如：当年我大哥在徐州工作，在这二三十年前的农村，可是件了不起的事。于是，我大哥不知不觉中就成了全村人在徐州的全权代表，从买药、染整衣服，到日常购物，都成了大哥每次回家的必须功课。就拿染整衣服来说，村上谁家需要什么样的布料，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款式，他回来时会一一记好，待下次回来，已一一办妥。那时的交通没有如今这么发达，大哥每次回来，都是在距离家5公里的杨屯镇下车后，步行回来。他的肩上，虽然大包小包背满了东西，人已累得气喘吁吁，可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因为能有机会为乡邻们办事，他觉得心里头有一种莫大的满足感。乡邻们一传十、十传百，在将他的好名声传出去的同时，也将更多需要在城里买些东西的人们召了过来。如此一来，他每次返乡与回城的任务变得更加繁重，但他依然表现得乐呵呵，心中毫无怨言。更让人无法理解的是，有时村里的人要到徐州看病，大哥也成了义务帮扶者，不仅带他们回家吃喝，而且在病人出院时，还要替对方结账。为此，他那不高的工资，常常要搭进去不少。更有甚者，一些来徐州游览的同乡，为了图省钱，就在我大哥那儿吃住。大哥因好面子，总是尽可能地给予好好地招待。为此，大哥在老家落得了“讲究”的好名分。

受家风影响，我也讲究，但比起大哥来，显然相差一大截。因为，有些事我是帮不上、办不了的。可是因为沛县的讲究，托办的人，就有了很高的期待，而办理的人，因受多方因素的限制，时常难以办妥。这样一来，受托者就极可能面临“不讲究”的指责和难看。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想出了一个秘诀，就是尽可能地不和乡邻们有太多的联系。于是，很多的乡邻又找到我老家的二哥，向二哥要我的手机号码，或者让他与我联系。而我和二哥早就有过约定。如此一来，我的二哥常常替我无辜担负了“不讲究”的恶名。坦率而言，在“讲究”这个精神层面，我确实欠缺不少，有点枉做沛县人。

再说“有种”。这个好理解，这是说，沛县人憨厚、耿直、诚实、勇猛、讲义气，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我对沛县文化的理解里，有种，也隐含有鲁莽、彪悍的含义。譬如，同样对于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争议，沛县人和苏州人的处理方式就迥然不同：苏州人时常会用吴侬软语来评出个是非曲直;而沛县人认为拳头更能说明一切，简洁、明快，没有时间去磨牙。也许是在南方生活久了的缘故，对于沛县的这种文化，我开始变得难以完全认同。

其实，要说故乡或老家，更具体一点说，应该是沛县的安国镇。因为我是乡下人，所以在日常的自我介绍中，凡涉及老家，我会说：我是沛县的，而不会说我是沛县人，因为安国镇是沛县西北的一个镇，而且是一个并不显名的镇，以至即便在徐州圈里，仍有许多人并不知道安国究竟在哪儿。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得说说“五里三诸侯”的故事。

在徐州，特别是沛县一带，提到“五里三诸侯”，可谓家喻户晓，而当地的父老乡亲更是神采飞扬、津津乐道。所谓“三诸侯”，是指汉初的安国侯王陵、绛侯周勃、颍阴侯灌婴，他们的故居皆在如今徐州沛县安国镇境内，绛侯周勃生于周田村，安国侯王陵的府第在安国集，颍阴侯灌婴的食邑在灌婴村。此三地呈“品”字形，相距均五里，故称“五里三诸侯”。据《汉书？王陵传》记载，王陵归属汉王刘邦后，项羽劫持其母，企图招降王陵，王陵遂派使者前去谈判。王陵母亲私下送别使者时，哭泣着对他说：“请转告王陵，要尽力辅佐汉王，不要因为顾念老母而对汉王三心二意。”为断王陵的牵念，王陵母说完便拔剑自刎。西汉建立后，高祖刘邦封王陵为安国侯，并在其故乡安国集修建了安国寺，安国集之名即来源于此。

至于灌婴，则被看成是南昌城的创建者。据《禹贡》记载，汉高祖5年，灌婴奉命驻军当地，修筑“灌城”，开创了南昌的建城历史，并取“昌大南疆”和“南方昌盛”之意，定名“南昌”。南昌水陆交通发达，形势险要，自古有“襟三江而带五湖”之称。灌城因此成为南昌的别称。

王陵、周勃、灌婴都是汉初重臣，为刘邦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又为巩固汉政权出过大力，且都官至丞相。诚然，这只是较有代表性的三个人物。其实，秦初，徐州一带藏龙卧虎，人才辈出，风云人物、王侯将相又岂止这三人？！如今，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雏形，正在充满古韵的万国厚土上徐徐呈现。

三

我那扯不断的乡愁，时常会在梦中，牵引着我来到一条小河边漫步。

那是一条极其普通的小河，平时只有四五米宽，夏天发大水时，也不过十来米宽。它有一个极其朴素的名字——姚桥河。这条河，通往有着光荣历史的微山湖。

故乡的土质是沙地，每逢春天干旱季节，一遇上刮风天，便会沙尘飞扬。那些沙土的结构极细，抓在手中，很快会从手指的缝隙间汩汩流出。我们那时都喜欢玩这样的一种“游戏”：努力让自己的小手使劲张开，尽量去抓更多的沙土。但奇怪的是，无论你的拳头握得有多么紧，沙土总会从指缝间慢慢溢出。那时，我们这帮孩子对沙土竟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它为我们单调的生活带来过无穷的欢乐。可是，面对这样的土质，大人们总是眉头紧锁，舒展不开。

故乡原来是不种水稻的，大米成了稀有之物，谁家若能隔三岔五吃上大米饭，那一定会让邻居刮目相看。记得母亲在世时，经常对我说起这样的一件事：我的侄子三四岁时，因看到邻居家一位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小孩在吃大米饭，不知不觉就凑了上去，并且越凑越近。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就伸手把邻居家小孩脸上粘的几粒米饭“拿”下，赶紧放到自己的嘴里。这一情景，正好被我母亲看到了，她的内心不由得一阵紧缩。更令善良母亲一直耿耿于怀的是，邻居小孩的家长始终也在一旁观看，却没有主动盛上一小碗米饭过来让孩子解馋，尽管我们两家是好邻居，又是很亲的本家族。也难怪，那个年代，家家都不容易，哪怕仅仅是一小碗米饭。

记得三十多年前，村里在姚桥河终于建起了一座电灌站。电灌站启用的那一天，整个村子就像过节一般热闹非凡，老少爷们全都跑过来看稀奇。而我们那帮天真的小孩子们站在水渠上，与流进水渠的水进行比赛，看谁跑得快。一开始，当然是我们这些孩子跑在水流前面，可跑着跑着就跑不动了，任凭河水顺流而下，流向干涸的沙地，流向田野的每个角落。我仿佛能够听到，沙地在得到水的滋润时所发出的快乐吮吸声，甚至是歌唱声。是的，它有理由尽情地歌唱，为一去不复返的尘土飞扬日子，为一日三餐能够吃上大米饭的日子。我隐约记得，自从有了姚桥河水的灌溉，农村的粮食产量由原来的四五百斤，一下子猛增了许多。就在前几天，我还专门打过电话，询问一个初中的同学去年的粮食收成，他用自豪的语气告诉我，小麦的亩产已达九百斤，而水稻则达一千三百斤。

姚桥河养育过一方生命，更见证了历史的变迁。

说来你可能不大相信，故乡的姚桥河，竟然还是一个“地理分界线”。以前，南方人提起“徐州人”，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侉子”的代名词。对现代人来说，“侉子”好像是个充满温馨的称呼，比如在南京，就有不少叫“徐州老侉子”饭店、羊肉馆、酒店之类的场所，他们已把“侉子”当成了一个经营品牌。其实，在过去，“侉子”是一个不友好的称谓。在我的故乡，我们称呼“边里”的人为“侉子”或“侉头”。所谓“边”，就是姚桥河南侧的一条护河大堤。我们住在姚桥河南侧，叫“边外”。这里说的“边里”，是指在姚桥河以北的地方。据可靠的说法，“侉子”是一百多年前的山东移民。“侉子”的长相、说话、习俗与我们“边外”的人有很大不同。他们大多长有很大的门牙、尖尖的下巴、长长的脸，我们戏称，那是他们吃“煎饼”时硬拽形成的。他们一旦说起土话来，我们很难听得懂。比如国，我们说调皮，他们称“索计”;我们说“煎饼”，他们的土话叫“碾咛”（读轻声）。边里与边外，虽相距不远，却风俗有别，以至连彼此间通婚也不大普遍，尤其是很少有“边里”的姑娘嫁到“边外”去。相对猪肉而言，他们更喜欢吃的是羊肉。那时，听大人们说，“侉子”特别有骨气，血性刚强，为人仗义。他们很少吵架，即使吵架了，节奏一般也很慢，难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于是，他们喜欢打架，越是看到“血”就打得越凶。记得补习高三时，我有一位同桌就是“侉子”。平时，我们俩相处得非常好。可是有一天，不如是出于什么缘故，相互间竟然达成一个荒唐协议：一个月内不讲话，谁先讲话了，谁就算输了。起初，我想违背协议和他搭话。可是，我的同桌竟然丝毫不为所动。因为感到无趣，我果真坚持了一个月。可自此以后，我们间的感情竟然受到了莫大伤害，好像中间有了隔膜，时间一长，相互间渐渐就疏远了。

“侉子”大部分人家都会织布，每到赶集时，他们就把各种花色的布匹拿到集市上出售。用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些老棉布，应当属于手工艺品。可惜，如今在市场上再也看不到了。依稀记得，大约七八岁时，我经常会被母亲派到“边里”。去干什么？用现在人话来说，就是我那时已具备了简单的市场经济意识。因为母亲是小脚，平时不能下地干活，可她会纺线。于是，母亲就凑我星期天的时间，让我到“边里”去拿棉花，帮人家纺线。再到下一个星期天，把纺好的线交给人家，顺便接下要纺线的棉花。如此往返有大半年时间。好像是纺一斤棉花，工钱是七八毛钱。可是，将一斤棉花纺成线，需要三四天时间。现在想来，那时人们的诚信，真是无可指责，就连我这样一个少年儿童，也从不欺瞒。这靠的是什么？除诚信之外，还有人格和良心。

而今，我已有近三十年没有再见到姚桥河了。它成了故乡的一个化身，令我时常魂牵梦绕。

姚桥河，你还好吗？！

我在安国生活了整整20年。20岁那年，我终于走出农村，来到省城。如今，弹指一挥间，又是30多年过去了。只是离家的时间越长，乡愁变得越来越浓。“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如果我再回故乡，这样的诗句一定会不由自主地从记忆中跳出，并能准确无误地击中我的心房。

真的要由衷地道声“谢谢——我的美丽乡愁！”因为你为我平凡的人生增添了诸多值得回味的沧桑，更使我在滚滚红尘中能够时刻保持一份难得的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