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正安

在孔子的学生里,有一位小年龄的,他比孔子小四十岁,比伯鱼(孔子的儿子)小二十岁,这位学生就是安徽籍的陈亢。不知哪一年哪一天,陈亢与伯鱼(孔子儿子孔鲤的字)有过一次对话,这是一次经典的对话,《论语》有记载,《史记》亦有记载。

《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十三章》是这样说的: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

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陈亢问伯鱼:“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伯鱼回答说:“没有呀。有一次他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诗》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怎么说话。我回去就学《诗》。又有一天,他又独自站在堂上,我快步从庭里走过,他说:‘学礼了吗?我回答说:‘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怎样立身。我回去就学礼。我就听到过这两件事。”陈亢回去高兴地说:“我提一个问题,得到三方面的收获,听了关于《诗》的道理,听了关于《礼》的道理,又听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

陈亢年龄小,脑瓜子比较活,可能也是个小调皮。他想啊,伯鱼是先生的儿子,先生一定给他开小灶了,于是,发问:“你在老师那里听到过什么特别的教诲吗?”陈亢的发问是符合常理的,人有其私,圣人不免。作为老师,给自己的儿子有一点特殊的照顾也在情理之中。哪知,伯鱼的回答大出陈亢所望,先生对儿子讲的,也是先生对学生们讲的,并没有什么“异闻”。陈亢因此很高兴,“问一而得三”,尤其是知道了“君子不偏爱自己儿子的道理”。

这在陈亢也许由于年龄、识见,以及对先生认识程度的限制,“老子不偏爱儿子”,有点不可想象,但在孔子却是再正常不过了。

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仁者,爱人”,“爱人”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爱亲人以及所有人。拿着这样的理念去从事教育教学工作,自然是爱自己的儿子以及所有学生,在知识的传授上当然也是平等的,怎么可能“偏爱”呢,否则,那就不是孔子了。

孔子爱生如子绝不是这一例,在《论语》里,我们可以找出多例。孔子的学生宰予擅长辞令,口才很好,但身体不是很好。有一天孔子给学生上课,却不见宰予的影子,就叫学生到宿舍找。学生回来说,宰予还在蒙头大睡。孔子原本是很痛恨懒隋的学生的,颜回之所以得到孔子的嘉许,以至颜回去世时,孔子仰天大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颜回勤奋刻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听到学生的报告,一般老师可能会发火,要训斥,而孔子却对在场的学生们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于予与何诛?(译:腐烂的木头不堪雕刻。粪土的墙面不堪涂抹!对于宰予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好责备的呢?)”孔子的潜在意思是说,宰予身体不好,就不要苛求了。这是杨伯峻先生的解释,我感到能反映孔子的思想。当然,也有方家(比如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是孔子对宰予的责备,视宰予为“朽木”、“粪土之墙”,没有出息,成不了大器。这可能过于追求文字的表面意义了,而忽视了孔子的一贯思想。子路曾经对孔子动粗,孔子都没有放弃对其教育,最终使其跻身贤人之列,而娴于政事,何况宰予因为身体不好而睡觉呢?

孔子的仁爱之心可见一斑。

还有一例也很能说明问题。有一年颜回死了,颜回家里穷,有棺无椁(套材),于是,颜回的父亲颜由(也是孔子的学生)向孔子提出,让先生卖掉马车,给颜回买椁。孔子没有同意,说,我儿子伯鱼死的时候,也没有椁。凭借孔子的实力还不至于不能给伯鱼加一副套材,但孔子认为老子在世,儿子不宜厚葬,这是礼的规范。孔子不偏爱儿子,同样给予了颜回父亲般的关怀。这种关怀是在礼的观照下的关怀,是谓大爱。

正因为孔子仁爱之心的教育和影响,造就了一批有成就的弟子,常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位,这个数字是壮观的,也是很了不起的。就连当初问伯鱼“子亦有异闻乎”的陈亢,后来也做了县宰,而且以德政闻名,成为流传千古的贤仁之士。

从孔子一生教育教学实践来看,成就一位老师的因素很多,比如知识、技能、方法、仁爱等等。孔子就是一位全能通才的老师,小到驾车射箭天文地理,大到礼仪规范治国理政,无所不能,无所不通,而仁爱是第一位的。有了仁爱的通道,知识、技能,才能如涓涓细流,流入学生心田。孔门弟子从孔子那里接受仁爱教育,又大都成为仁爱的施行者和传播者。孔子思想的大行其道,与其弟子的推广普及是分不开的,《论语》就是由此弟子门人编撰的,这应该说是“仁心之花”结出的“仁心之果”。

回不去的过去

不久前,去南京,朋友请小坐。饭店不大,却是一家名气不小的连锁店。既然是小坐,人不是很多,只六位;菜也不是生猛海鲜,家常时鲜而已;酒更不是高档的,是朋友老家自酿的大麦烧。朋友自嘲,你们可别看不上大麦烧,这可是纯粮酿造,不是酒精勾兑的,更没有滴滴畏,若不是你们几位哥们,我还舍不得拿出来。

因为是朋友,而且难得相聚,所以,都不在意菜呀酒呀,更多的是交流情况,是互换信息。偏那位朋友是圈子里出了名的笑星,席间气氛当然是非常热烈而可心的。

可是,就在我们相谈甚欢的时候,突然停电了,两眼抹黑。有人立即掏出打火机,那光如黄豆,根本不管用。过了一会,服务员点上蜡烛,光线仍很暗淡。餐厅领班打招呼,说可能是线路出问题,店开了五六年,还是头一次。

朋友愤愤然,真扫兴,赶上我们来停电。

我忙出来安慰朋友,有没电无所谓,我们能聚在一起比什么都好,有蜡烛一支,不影响吃喝,更不影响谈心。

约摸十分钟,电灯又亮了。我们一起欢呼。走廊里也传来嚎叫声。

正在朋友吹了蜡烛,举杯相邀的时候,电又停了。有一位朋友说,作为古城人,我都感到害羞。我说,老哥,您言重了,因线路故障而停电,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能发生的。

亮了又熄,熄了又亮,凡四次,大家的兴致被一点点地消解了,草草结束了那顿本很美好的晚餐。

真是无巧不成书。回到住地,房间里的灯怎么也打不开,找服务员,服务员忙活了好一阵,也打不开。找来电工,经一番检查,说是这个房间的哪儿哪儿出问题了,一时半会搞不定。

电工对我打招呼。服务员赶忙送来蜡烛。

那一夜,还真是过得很不开心。没有电,非但电灯打不开,电视电脑都用不上,真如瞎子一样,在黑暗里度过了一夜。

事后我想,没有电真的活不下去吗?当然不是。

仅以灯为例,我奶奶点过灯盏(一个小盘子里,盛着菜油,以灯草或棉线为芯),那光亮很瘦弱,只是灯的写意。但我们确实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儒林外史》刻画了一个叫严监生的吝啬鬼,临终前还不忘灯盏里的灯草。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根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侧室)走上前道:“爷,别人说的都不相干,只有我晓得你的意思!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我如今挑掉一茎就是了。”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

灯盏是以菜油作原料,不到天黑,不到万不得已,谁会点呢,严监生之吝啬也从旁说明燃料之宝贵。

后来,我们用过老鼠油灯、罩子灯、汽油灯(大队开大会或组织大型活动才用),燃料是煤油或柴油,特别老鼠油灯,用柴油作燃料,一点起来,有一柱黑烟升腾而起,第二天早晨鼻孔里都是黑灰。

生产队的打谷场上、牛棚里用的是马灯,防风的。夏收季节吃夜餐的时候,一盏马灯高高地挂着,根本起不了照明的作用,几十双筷子在一个盆子里划来捞去,惬意极了。谁也没有因为灯光暗淡而不吃或者吃到鼻子里。

电灯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事,至于电视、冰箱、空调、电脑更是很晚很晚的事了。

这些都是过去,都是历史。过去是回不去的,历史也是不可复制的,任何人都不可能也不愿意放下现代生活,而走回过去。

然而,我们对现代生活过于依赖却是十分可怕的。有的人没了电灯像瞎子似的东撞西撞,没了空调像丢进火炉或冰窖似的活蹦乱跳,没了车子像没了腿似的走不了路,没了洗衣机像没了手似的洗不了衣服,没了手机像丢了魂似的没着没落。

这些还不是可怕的现象吗?生态环境恶化,以至人易染疾病,易染稀奇古怪的毛病,何尝不是对现代生活过分依赖造成的。

正因为我们对现代生活过度依赖,以至丧失自我,所以,生活中一有小小的变化,就手足无措,特遇重大变故,惶惶然如丧考妣。

西方流传过一则故事,大意是说,鹿群没了狼,鹿就会衰退,就会死亡。依此类推,人没有过硬的适应能力,同样会衰退和死亡。而且,人是贪婪的动物,也是征服欲特强的动物,不加克制,就会贪得无厌,永不满足。

我们确实回不了过去,但可以尝试着过一些艰苦的生活,甚至不妨刻意创造艰难的环境(如体验式培训;又如上世纪曾吃过忆苦思甜饭,吃糠咽菜,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去适应,去生存。否则,不管多么现代的设备,不管多么优越的条件,也不管多么用心地保养,也救不了人类自己。

幸与不幸

最近,不断看到网上报道“文革”中参与批斗的一些人在忏悔,向父母,向老师,向同学,其中不乏地位显赫者。我不想评价这种事情的好坏,以及有无实际价值。回忆文革,我感到的是幸运,因为我没有参加那场斗争,更准确地讲,不是主观上不愿,而是没有资格参加。

我家是祖传看风水的,“文革”一开始,祖父就被作为“封资修”对象靠边了,被叫到公社教育了几天,后因祖父人缘好,亦能言善辩,又放了,没受大罪。父亲在生产队做过队长,被人写了大字报,挂得满屋子都是。我还有资格加入红小兵吗,当然没有,不被批斗就是万幸了。

当时,我看到一个个小同学臂上戴着红袖章,手里拿着一头红一头白的棍子,威武得了不得,而自己只能蹩在一角,心里很痛苦。

尤其是有一天晚上,听说要到某一个小同学家里开批斗会,我想去看看热闹,也被一个小头头给否定了。后来听说,那个小同学家里成分本来就不好,属于黑五类之列,不知是谁,告诉红小兵头头,说那个小同学用一根针戳在王杰的眼睛上,王杰可是英雄,那举动就是反革命。于是,一帮小萝卜头冲到他家里,叫那个小同学跪下,父母也陪跪,闹腾好一阵子。现在想来,是不是太荒唐了,小同学与王杰沾不到边,他为什么要污蔑王杰,至多也只是不小心而已。但那时不行,见毛就是鸭,见风就是雨,宁可错斗一千,决不放过一个。“不是革命的,就是反革命的”,把无数人推向了反革命的一边。

我那时,要么在家里写祖父布置的水板字,要么与邻家的一个小同学玩。因为那个小同学也没有资格参加革命,他家是富农。他比我可怜多了,父母经常挨斗,坐喷气式飞机,家里还被挖得乱七八糟的,整天过着吃不饱睡不着、担惊受怕的日子。时不时从小巷里传来的锣鼓声、口号声撩拨着我,使我更加感到寂寞和孤独。

既然没有资格参加各种活动,自然也没有资格去写大字报小字报、大评论小评论,脑子也就不会瞎转乱转,语言也就不会一忽上天一忽入地。这是我感到特别特别幸运的。“文革”思维是一种“肯定一切、否定一切”、“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偏激思维,是一种“正面人物一定是高大全,反面典型一定是头上生疮、脚底流脓”的极端思维。“文革”语言是一种暴力语言,弥漫着烟火和血腥,“砸烂你的狗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不绝于耳。行动上更是如疾风暴雨,残酷无情,儿子打老子,学生斗老师,随处可见。运用这样的思维分析问题,运用这样的语言表达情感,运用这样的行动待人待事,还有合理、科学、人性可言吗?

在那个“红旗飘、战鼓擂,革命群众谁怕谁”的岁月里,我幼小的心灵受到过打击,受到过惊悸,也免遭种种污染,这既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

人们习惯将命运合用。我以为命运是两回事,从宿命的角度看,命是与生俱来的,是天生的,也可以说是上帝注定的,当然也是无法改变的。但运不同,运是后天的,是生命运动的过程和规律,运是可以改变的。改变运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的,明知道某事不能干你干了,那就可能改变了生命运动的轨迹;客观的,大多来自自然和社会,一场地震,一次流感,都可能改变人的生活,改变生命的运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我之能够游离于“文革”之外,是客观的,是社会安排决定的,没有丝毫的主观因素。

有人说,对于“文革”那场恶梦,有人出来忏悔是一件好事,一方面说明那场所谓的革命,对人的影响是深远的,三十多年过去了,一些身处其间者,还在心悸心痛心灵不得安宁;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反思后,良心发现,看到那场革命背后的丑恶、卑劣和惨烈,这是人心向善的表现。这种分析是善意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而我更加关心的是,人们如何在反思中更加深刻地改变自己,更加自觉地消除“文革”的遗毒,更加理性地批判社会现象,因为工作生活中我们还是随时能够看到“文革”的影子,感觉到“文革”式的思维和“文革”式的语言。比如一个小伙扶起了跌倒的老人,旁观者不是嘉许,而是怀疑,“不是他撞的,他哪来这个好事,会扶起人家”,又比如某一个官员落马了,于是有人据此得出结论,“干部没有一个好东西”,还有网络语言之粗暴已经不堪入目。这是十分危险和可怕的。

那场浩劫,对于某个个体的幸与不幸都是小事,但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不幸蔓延下去,让更多的人以至社会蒙受不幸。这或许就是忏悔所产生的积极意义。

责任编辑:青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