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师源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之一,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手工业的繁盛,制瓷业更是迎来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名窑有耀州窑、汝窑、钧窑、官窑、龙泉窑、定窑、景德镇、建窑和吉州窑等,按釉色分四大类,分别是青釉、白釉、黑釉和彩釉。因窑系和地域的不同,各种釉色又有各自的特色。宋代瓷器的装饰技法较唐代进一步发展,刻、画、印、绘最常见,还有镂空、剔花、贴花、捏塑以及一些窑变、开片等特殊的装饰。

唐安史之乱以后,经济重心南移,“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蒋祈在《陶记》中记载:“江、湖、川、广,器尚青白,出于镇之窑者也。”四川商人在当时非常活跃,把全国各地瓷器带进了四川。

南宋晚期战争不断,四川作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境內各地发现宋代的窖藏,是特殊历史环境下一种特有的现象。什邡、成都、郫县、营山、阆中、三台、巴中、彭州等地均有宋代瓷器、铜器、金银器的窖藏发现。其中瓷器以浙江龙泉窑青瓷和江西景德镇青白瓷为主,出土的数量从几件到上百件不等,而一次出土近千件的,仅见于金鱼村窖藏。包括357件龙泉窑青瓷,598件景德镇青白瓷,2件黑瓷和28件白瓷。

龙泉窑青瓷

金鱼村窖藏瓷器出土龙泉窑青瓷的器形分为罐、灯、碗、盘类生活用器和仿官窑的瓶、炉、壶类陈设用器。釉色以梅子青为主,兼有粉青釉和开片。大部分器形较为轻巧,有宋代文人的雅趣。此次出土的青瓷中还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器形,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学术界的认知。

梅子青釉荷叶盖罐,厚重沉稳,往常被看作是龙泉窑在元代所烧造的器形。粉青釉葫芦形水注,在宋代主要由定窑、耀州窑和景德镇烧制,龙泉窑多在元代生产此造型,宋代较少。

景德镇窑青白瓷

景德镇窑在宋代烧制出一种白胎瓷,釉色界于青色和白色之间,因而得名青白瓷。胎质坚硬,但薄不耐压,能完整保留下来的传世品不是很多。金鱼村窖藏出土的青白瓷的主要器形有罐、水注、水盂、瓶、印盒、笔插、尊、炉、碟、碗、盘、杯、盆、器盖等,器形较同一窖藏的龙泉窑更为丰富。

出土的青白瓷器物的装饰明显比同一窖藏的龙泉窑青瓷丰富,有牡丹、莲花、菊花、缠枝纹等植物纹,鱼纹、凤鸟纹、云龙纹、大雁纹等动物纹,水涡纹、如意云头纹、水波纹等几何纹还有婴戏纹、“吴牛喘月”等人物纹。

器形方面,除了在炉身上剔刻出各类极具立体感花卉纹样的鬲形炉、鼎形炉、八棱形炉等仿古器形,更有蟾蜍形水盂等造型复杂的器形。蟾蜍形水盂分大小两种,器身是昂首的三足蟾蜍的形状, 背部开口,饰有乳丁纹,头部饰堆贴、刻划花。

梅瓶是金鱼村窖藏的青白瓷的代表,最具宋代的审美风味,器形修长,釉色光洁。大型梅瓶高约40厘米,小型的梅瓶高约30厘米,全部通体刻画缠枝花卉纹和卷草纹。梅瓶分为两类:一类盖顶饰划花荷叶纹,肩、腹部饰刻花缠枝牡丹纹;另一类盖顶饰刻划花水涡纹,肩、腹部饰刻花蓖划水涡纹两类。

目前已出土的印花荷花纹鼓形的三足笔插是唯一一件宋代笔插,设计十分精妙。这件笔插直腹平底,中间刻有荷叶莲花纹,兼具插笔和储墨的功能,体型小巧,便于携带。此外,外壳印有凤穿牡丹的印盒也是此次出土的唯一一件。

窖藏时间

金鱼村窖藏瓷器所属的时代,与埋藏的时间并不完全一致。景德镇青白瓷中的刻画花碗,具有北宋后期的风格;而“芒口”的装饰风格在南宋的景德镇窑中最为流行。龙泉窑青瓷中荷叶盖罐与葫芦形水注在过去被视为属于元代,从金鱼村窖藏可以发现,南宋时这些器物就已出现,并非只在元代流行。

《宋史·地理志五》卷八十九记载:“遂宁府……端平三年兵乱,权治莲溪砦。”《续通鉴》卷一百七十记载:“宋理宗淳祐二年,蒙古兵破遂宁、泸州。”故而遂宁窖藏很可能是在端金鱼村窖藏很可能是在端平三年(1234年)迁移莲溪砦,或者是在淳祐二年(1242年)蒙古兵破遂宁时埋藏的。

综合考虑其埋藏状况,没有装箱、包裹,而是直接掩埋于近一米的土下,可见其埋藏之仓促,似是有性命之忧时的匆忙动作,故而推断窖藏是1242年蒙古兵破遂宁时掩埋的更加合理。

窖藏主人

窖藏是一种流行于南宋末期和元代末期一种贮藏宝物的手段,是一种私人行为,大都是在战乱时期将宝物藏于地窖之中。为了躲避后患和防止盗窃,窖藏内外缺乏文字记载说明,因此窖藏的主人很难查验。

金鱼村的窖藏中仅有两处文字,一是镌刻于铜钟上的“凤翔楼钱鑫”五字及一件青白瓷碗底墨写的一“元”字。据此推断这批窖藏可能与“凤翔楼钱鑫”(即钱庄)的主人有关。这批瓷器釉层鲜亮,纹饰清晰,成色新,器物上没有使用过的划痕、磕伤、油渍等痕迹。且重复的器形数量很多,如青瓷碗有23件,青瓷杯达52件,青白瓷碗有33件,青白瓷菊瓣碟多达131件,尤其是作为文房用品的青瓷洗有67件之多,故而推断这批窖藏应为商业用瓷。或许是开钱庄的主人恰巧也经营瓷器,这一墨写的“元”字或许与窖藏主人的名字有关。

此外也有说法是这批瓷器是遂宁都府所收藏的。在《嘉祐禄令》中记录南宋时期文官的待遇很好,且藏于荷叶盖罐中的九十九个小碟子,寓意九九归一,似乎具有期待国家早日结束战乱、收复蒙古兵占领失地的政治意味。

摘自《文物鉴定与鉴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