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连

“之乎者也”可以说是古代文言书面语的标志性词汇,也成为斯文典雅的象征。所以古人写文章,“之乎者也”用得多,文章就“雅”,作者也受人敬重;若“之乎者也”用得少甚至不用,文章成了大白话,就只能归入“通俗”之列了。但矛盾的是,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在古代小说戏曲中,“之乎者也”又是酸腐文人的一个符号,作者总是采取揶揄的态度,百般嘲笑讽刺。此种笔法大约起自金元戏曲。如金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卷四:“俺捺拨那孟姜女,之乎者也,人前卖弄能言语。”元关汉卿《单刀会》第四折:“我根前使不着你‘之乎者也‘诗云子日,早该豁口截舌。”鲁迅先生写的孔乙己身上就有这个符号,作为唯一身着长衫而站着喝酒的人,他不时要冒出一句:“多乎哉?不多也!”直惹得周围看热闹的孩子们哄笑着跑开去。

明人赵南星《笑赞》中有两则笑话,形象说明了“之乎者也”有時甚至会误事:“一秀才买柴,日:‘荷薪者过来。卖柴者因‘过来二字明白,担到面前。问日:‘其价几何?因‘价字明白,说了价钱。秀才曰:‘外实而内虚,烟多而焰少,请损之。卖柴者不知说甚,荷柴而去。”秀才说了三句话,头一句话五个字,卖柴者只听懂了“过来”。第二句四个字,只听懂了一个“价”字。最后一句话,一个也没听懂。所以,最后秀才柴也没买成。作者最后总结道:“秀才们咬文嚼字,干的甚事!读书误人如此!”而且顺便又举一例:“有一官府下乡,问父老曰:‘近来黎庶何如?父老曰:‘今年梨树好,只是虫吃了些。就是这买柴的秀才。”老农把官老爷口中的“黎庶”听成了“梨树”,结果所答非所问,令人啼笑皆非。问题出在哪里?赵南星的总结是“读书误人如此”。其实,准确说来不完全是“读书”的错,错在读了书反而变得不明事理,不懂得与老百姓交流只能用口语,“之乎者也”这类书面语词汇在口语中行不通,而且还会招来大家的嘲讽,就像孔乙己遭遇的一样。只要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卖柴人听懂的都是口语词,听不懂的多是“之乎者也”之类的文言虚词。

古代这种迂腐的文人并不少见,包括一些“高级文人”。据宋人沈括《梦溪笔谈》载,庆历年间河北发大水,宋仁宗颇为忧虑,马上召来地方使臣询问情况。仁宗问:“河北水灾何如?”使臣对曰:“怀山襄陵。”又问:“百姓如何?”对日:“如丧考妣。”仁宗听后十分不满,连话也不回,退朝后就下了一道圣旨贴在宫门上:“今后武臣上殿奏事,并须直说,不得过为文饰。”所谓“直说”就是要用口语奏事,不得引经据典,搬用书面上的东西。这位使臣以为向皇帝汇报就应该斯文些,所以回答的两句都是《尚书》里现成的话。如果大臣写奏文,引用经典不但不是缺点,说不定还会得到赏识。但皇帝以口语问话,大臣居然引用《尚书》,这种炫耀的心态且不论,皇帝瞬间也很难理解,故才用“默然”回应。其实仁宗还算给了这位大臣面子,宋初宰相赵普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宋僧文莹《湘山野录》载,宋太祖打算扩充京城的外城,亲自视察规划,走到朱雀门,见城门上写着“朱雀之门”四字,于是指着匾额问身旁的赵普:“何不只书‘朱雀门,须着‘之字安用?”赵普回答说:“语助。”赵匡胤听了哈哈大笑,以鄙夷的口吻说:“之乎者也,助得甚事!”当面给了他一个难堪。宋太祖话说得虽然难听,但由此倒可以肯定,唐宋人的口语中并无“之乎者也”。如果宋太祖自己天天说“之乎者也”,却讥讽“之乎者也有什么用”,岂非笑话!正因为当时口语中就叫朱雀门,所以他才对门额上多了个“之”字感到困惑。赵普的回答其实也不错,只是他看到皇帝对“之乎者也”的不屑态度,哪里还敢再讲什么叫“语助”,也只能“默然”而已。

(常朔摘自《光明日报》2017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