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春雷

儒家重“义”而轻“利”，这一点大概是没有问题的。《论语·里仁》里引孔子的话说：“放于利而行，多怨。”如果一切以“利益至上”原则来行事，则人与人之间的怨恨无疑会加深。孔子这样说，是合乎实际的。我们都很熟悉孔子这样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将“君子”与“小人”的分别，说成是“义”与“利”的区别，这一点，得到孟子的继承。孟子也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

《论语·宪问》中，子路问孔子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完人”，孔子给出的标准，就有“见利思义”一条。“见利思义”，而不是“见利忘义”，更不是“唯利是图”，这是儒家人格非常令人敬重的所在。孔子的弟子子夏要到莒父做县长，向孔子问政。孔子给出的答案是：“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孔子大约是非常反感“见利忘义”的行为的，所以对子夏进行谆谆教诲。孔子自己也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义”是居于首要位置的，在“义”与“利”发生冲突时，不去追求“不义之财”，这可以说是孔子的道德底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孟子》首章，记载孟子见梁惠王情形。梁惠王对孟子说，你不远千里而来，肯定会有一些对我国有利的建议吧。孟子的回答却是：“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按照孟子的逻辑，只要行仁义，利自然就在其中了。《孟子》记载一次孟子和宋荣在石丘相遇，宋荣告诉孟子他要去劝说秦楚罢兵，孟子问他如何劝说，宋荣说我将对他们说交兵的不利之处。孟子则告诉宋荣，你应该用“仁义”劝说秦、楚之王罢兵：“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孔孟重“义”轻“利”，是否意味着，孔孟对“利”全盘否定？也不能简单这样看问题。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富与贵符合道义，那将如何？我想孔子大约也不会拒绝吧。子贡有一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可见，“富而好礼”，孔子也是赞成的。“越穷越革命”，这种怪思想，孔子是没有的。《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及弟子被围于陈、蔡之间，绝粮，弟子有怨色，只有颜回理解孔子，孔子很欣慰，同颜回开玩笑：“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假如你有钱，我给你理财。颜回自然终生贫穷，但孔子这样说，可见他并不仇富。只要符合“义”，富和贵，孔子是不反对的。孔子讲“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意思是：“只要靠诚实劳动，付出一定力量获得财富，也算仁德。”这很能说明问题。孔子反对的“不义之财”，大概是“不劳而获”吧。统治者，不就是“不劳而获”吗？

孟子对统治者“不劳而获”是痛心疾首的。孟子用偷鸡打比方，辛辣嘲弄统治者利用高额赋税盘剥百姓，就是个著名例子。孟子之所以主张“义”重“利”轻，不是说“利”本身不好，而是统治者靠剥削发“不义之财”，这是不好的。事实上，孟子的“仁政”理想，“先富后教”是基本国策，其中为民生利，是首要的。孟子讲“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其实就是“为民生利”的意思。老百姓只有“养生丧死无憾”，统治者才能进一步“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教化百姓，社会才能和谐，这也就是管子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可见，儒家重“义”轻“利”，并不是不要“利”，只是不要“不义之财”罢了。儒家是道德哲学，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义”，即孟子所谓“羞恶之心”，“利”被包含在“义”之中。“非义之利”被排除在儒家哲学思想的外面，符合“义”的“利”则被包含在儒家哲学思想之中。我们看到的是儒家主张“义”，其实“利”在其中。与之相对的，是墨家重“利”，但“义”在其中。孟子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家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哲学，处处言“利”，但墨家的“利”，不同于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的那种“私利”，墨子讲的是“公利”，是为了谋求英国哲学家边沁在《政府片论》中所说的那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里面自然就包含“义”的思想。

今天的中国，首先要富起来这一目标，我们正在慢慢靠近。但富起来之后，“道义”问题就很重要了。为什么社会上“不仁不义”的事情那么多？为什么“唯利是图”的思想泛滥？回头看看儒家“重义轻利”“利在义中”的优良传统，或者墨家虽然处处言“利”，但“义在利中”的优良传统，对于我们当今社会“重利轻义”，甚至“唯利是图”的不良社会风气，应该是一剂清凉散。

（编辑 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