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野

1506年的4月,一片风帆向太湖东边的陆巷寒谷渡口疾行,驶过菱湖嘴,莫厘峰在薄薄的氤雾中已清晰可现,船头站立着双眉紧锁的苏州知府,此刻,他根本无暇欣赏这如诗如梦的江南秀色。

当然,这条通往洞庭东山的水路,他是再熟悉不过的了。

接到父母官送来的吏部召文,因父丁忧刚刚满三年的原吏部右侍郎的王鏊还是吃了一惊。召文主题只有一个:原供吏部事。

去年5月,在城里担任《姑苏志》总撰的王鏊,本以为大明帝国中兴有望,却突然听到京城传出弘治驾崩的消息,这使他极为震惊。

尽管他做过几年东宫太子,现如今的正德皇帝的几天老师,但又能怎么样呢,他太清楚这个既是他学生又是他主子的少年天子,活脱脱就是皮实的娱乐皇帝。没有玩不到,只有想不到。何况一朝天子一朝臣,作为已经历经两朝的旧臣,他也不太受这个新帝学生的待见。

他曾无数次站在太湖之滨慨叹道,水生无涯,而他的政治生命恐怕走到了尽头,他的满腔治国的宏伟构想怕只能在这风清水秀的太湖东山之巅被埋藏了。为此,他面北而跪,凄然作诗道:

宽仁延二纪,兵甲偃三垂。

问膳长秋数,求衣味爽迟。

懋昭汤不迩,端拱舜无为。

莫绘乾坤象,谁为太史辞。

虽贵为两朝老臣,但王鏊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成化十一年,也就是1475年。名扬京城的青年才俊王鏊,经过了朝廷层层选拔之后,跨过那道窄窄的皇宫门槛,以新科进士第一甲探花的身份进入了中枢内阁的必经之处——翰林院。

这一年,王鏊二十六岁。放在那个年代,他仍然算是少年科场得意的才子。但这个自命要和苏轼王安石一较高低的人物,还是觉得这样的政治履历是有缺憾的。

而在这之前,一直被誉为神童的王鏊,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科场失败经历。那年王鏊二十二岁,那时候的他还是个白衣秀才,就是连个举人也没有考上。这个年岁,他的东山同乡施槃已大魁天下路人皆知了,更甭说心中偶像,大宋文坛两宗主苏东坡王安石二十一岁就高中进士,创下的惊人历史记录。

在翰林院经过一年庶吉士的见习生涯后,王鏊他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编修。

后来这位名震吴中的显赫人物,从此踏上了一生波澜壮阔和个人命运沉浮交缠的政治生涯。

这个整日埋首于整理历史档案毫不起眼的从六品芝麻官,王鏊一干就是十二年。可以想象的是,这十二年致力于中国历史梳理的工作生涯,使得他对于历史的兴衰与政治权谋之道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那个时候的王鏊,年轻气盛。但朝廷中枢被一帮碌碌无为的人秉持。他空有满腔抱负而无处安放,他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子今去矣我何有,为卖湖滨田十亩。

下载禾黎上木权,菱芡荷花绕前后。

读书稍暇来朝班,我去归卧湖山间。

政治是最现实的动物,说到底拼的是实力。在高层的权力派系斗争中,一个小小的新科进士是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的。

王鏊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在这样的体制环境里,自己该怎么生存,怎么样从容进退,而不伤了自己。这需要多大的政治艺术啊。

辞职归隐,这个文学青年第一次萌生了离开体制的念头。

李东阳当上首辅不久,王鏊和焦芳便一同提拔,入阁办事,算是进入了帝国真正的权力中枢。不久,他再次高升,以户部尚书身份兼阁员,官居一品,位极人臣。

这个时候的王鏊,内心一定是极其复杂矛盾的,有欣喜,也有恐惧;有感恩,也有提防;有羞愧,更有幻想。

在权力这方面,其实那些饱读诗书的儒家士子和被阉割的太监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的主人——皇帝。四海之内,莫非王土,他们无论是想获得光宗耀祖世俗意义的成功,还是想把个人意志载入国家史册,流芳百世,他们必须要依靠这个主人,哪怕是不惜以方孝孺、海瑞模版的极端悲剧收场,但都离不开皇权铺设的历史舞台。

王鏊入阁不久,在给长子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今蒙恩召,入内阁,此天下之殊荣,儒者之所难遇也。然我处之,日常忧心忡忡,未当少宁。

王鏊正是抱着政治幻想和权力兴奋的双重心理,迈入了内阁的厚重门槛。刚开始,王鏊提出的许多建议,刘瑾还时有接受,但随着刘瑾的权力膨胀,当然,随之而来的,也很难说王鏊没有一点儿的膨胀,矛盾由此而生。权力也遵循自然法则,优胜劣汰。王鏊于是完成了他的内阁使命。

这个时候,作为士子的王鏊显示出了他政治上极为成熟的一面,当然,这三年内阁经历,也使得他对帝国的政治结构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他自身完成了仕途上的一次圆润觉醒。

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哪怕是一个太监,它也能把人性深处最黑暗最微弱的欲望勾引出来,彰显出最为狰狞刚硬的一面。

刘瑾专权后,迅速清算异己。曾经权倾一时的首辅、阁员、尚书等一干大臣们纷纷被以皇帝裁決的名义,打入诏狱。而在倒刘事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李梦阳更是首当其冲。

正德二年,也就是公元1507年,刘瑾假旨贬李梦阳为山西布政司,并勒令其退职回家,后刘瑾又罗织罪名,使李梦阳入狱。京城一时哗然。

要么等死,要么活动疏通关系。李梦阳的家人走投无路,找到还在内阁任职的王鏊。这个时候的王鏊,还能和刘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和谐关系,经过两年的中枢历练,王鏊展现了惊人的政治预判能力,当然,这其中也有太多圆滑的政治手腕。就像上次推荐李梦阳捉刀代笔,起草讨伐倒刘檄文一样,王鏊再次给予拒绝,他这次推荐了康海。他告诉李梦阳的家人,他出面救李梦阳,可能适得其反,康海出面,几率会大增。

王鏊这一提议极具政治远见,可谓一石二鸟,刘瑾曾多次拉拢这位享誉朝野的同乡,遭到了康海的拒绝。康海不仅以他创作的诗文以及杂剧而闻名,还是当时明朝中期七才子的核心。

但在官场,康海是个彻头彻尾的愣头青。他刚正不阿,藐视权贵,和李梦阳一样,他也弹劾过刘瑾。

王鏊深谙康海和刘瑾这二人秉性,王鏊知道,康海肯定会为了李梦阳,抛却之前的清高去求刘,而刘瑾也会沽名钓誉给康海这个人情面子。

当然王鏊知道,其实自己出面,刘瑾也不会拒绝。

王鏊还有一层更深远地考虑,那就是刘瑾专权,迟早会被清算,而今一旦为了救李梦阳而去委身刘瑾,这无疑会给人以话柄,自己也会被带上刘党的烙印,将来肯定跟着一起倒霉。

如果我们不以道德的标准来衡量王鏊,那他的这一建议无疑具有极强的操作实效。

正德五年,也就是1510年八月,刘瑾事发,被脔割3357刀,凌迟处死。京城人人争而食之。这是中国大明历史上蔚为壮观的一次人肉盛宴。两个甲子后,大明再次上演了一次人肉盛宴,这次的主角是大名鼎鼎的忠臣袁崇焕,罪名与刘瑾惊人一致——叛逆。历史的荒诞与现实,一直在这片土壤上轮回徘徊着。

刘瑾倒台,当年救李梦阳一事被重提,康海因此受其株连,被削职为民。王鏊的顾虑成为现实。

令人吊诡地是,在王鏊的《震泽纪闻》一书中,他居然有份详细的关于刘瑾抄家时候的账目,那时,他已经离职一年多,当时他所记载的账目,和朝廷属于机密的数据有较大出入,这其中的缘由,耐人寻味。

后清人赵翼《二十二史札记》所载,刘瑾被抄家时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万余两。其他珍宝细软无法统计。这个数据,就是根据《震泽纪闻》作的大致估算。这个贪婪无度的太监,为了捞钱,开创了“罚款”先河,这一创举,被后人一直模仿并超越。

刘瑾倒台,康海深陷囹圄。李梦阳复职高升,也许是文人相轻,也许是吸取了前车之鉴,他都不曾进一言相救。经过牢狱的李梦阳,复出时已经有了太多的政治盘算。

康海后来看破世道红尘,写下了著名的讽刺寓言《中山狼》,想必他对这一段经历还是耿耿于怀吧。

刘瑾被诛,新一轮的政治清算开始。南京御史张芹上疏弹劾,要求追究以李东阳为首的整个内阁班子责任。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王鏊。

这三年的入阁拜相政治履历,不得不说,王鏊后来在他的《太原家谱》中,对自己有过多的美化之词。他辞职归隐,主要是畏惧于官场的翻云覆雨的时局变化。这一点,他其实远没有李东阳看得淡,想得开。王鏊后来在一首诗中这样写道:

家住东山归去来,十年波浪与尘埃。

头颅今日已如许,勋业古人安在哉?

刘瑾事发后,有御史上奏朝廷,应召用先朝旧臣,其中就提到了王鏊。消息传到吴中东山,王鏊一阵激动。

哪知武宗未置一词,这个整天耽乐的皇帝并不傻,他俯视着群臣,把人性看得比谁都清楚。

帝国的权力光谱中,其实一切秩序,都会被颠倒、解构、重组。我们很难去用当时的道德标准,去测试人性在权力的媾和下,会产生怎样的历史效应。事实上,自明以降,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一降再降,因为,皇权专制日益强大,这才是政治与道德的双性毒瘤。

在刘瑾被诛杀的第三个年头,已经离开内阁权力中枢,归隐洞庭东山的王鏊,在六十三岁寿辰的这天,还是心有戚戚提笔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玉堂近日无宣召,且是山中卧得牢。

嘉靖三年,七十五岁的王鏊恋恋不舍告别人世,世宗为其辍朝一日,赠太傅,谥文恪。

《明史》对其赞曰:王鏊持正不阿,奉身早退。此诚明去就之节,乌能委蛇俯仰以为容悦哉?

这个评价,也许是《明史》这位大清总撰官张廷玉,有着和王鏊太多的感同身受吧。他们必须从历史的镜像中,放下道德的绞架,才会心安理得地迈入帝国的权力门槛。

在王鏊离世一年后,一位大明历史最为显赫的首辅,又降生在了帝国的怀抱。王鏊所历经的风雨荣焉,都被他一一揽起,然后放下。他叫张居正。

如今在苏州东山陆巷王鏊读书楼前的照墙上,九只非狮非虎的的兽雕,四五百年来,一直注视着来来往往的每一个访客,它隐密在人性的最深处,躲在幽暗的历史子宫里,不时地发出一声声沉重地叹息。

庭东山人杰地灵,藏龙卧虎,想来如此福地与历史上佛法弘兴不无关系。相传隋莫厘将军解甲后归隐于此,故最高峰又称莫厘峰。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很快就传入苏州,尤其是经梁武帝奉佛力行,吴郡地区佛寺大兴,吴地名山胜景遍布兰若。一时,名门望族舍宅为寺成为奉佛之风。由于当时佛教倡导出世修行,佛寺多建于山水幽静之处。如萧衍在《游钟山大爱敬寺》诗中所言:“幽谷响嘤嘤,石濑鸣溅溅。梦短未中揽,葛嫩不任牵。攀援傍玉涧,褰陟度金泉。长途弘翠微,香楼间紫烟。慧居超七净,梵住逾八禅。”(《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全梁诗》卷一864页)洞庭东山山水清静,天籁幽鸣,是当时修行佛法的理想之地。因此,佛寺先后在洞庭东山兴建。我在网上搜索苏州佛寺,竟发现苏州城内历史记载的佛寺有230多座,城外也有220多座,而洞庭东山就有近30座。某日,我到位于报国寺的苏州佛教展览馆和位于西园寺的苏州佛教协会去考證,得到的答案确实如此。

据记载,最早在东山兴建的佛寺是灵源寺。灵源寺位于东山上湾石桥村后何家山。梁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由集善高僧始建。相传灵源寺因寺内有一眼灵泉而得名。这仅仅是相传。佛法是心法,经上说“一切唯心造”,心为灵源,这样想灵源寺名字由来是否更如法?只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们有所不知佛法如泉,润泽万物,洗涤污垢,惠人心智,竟然将佛寺拆毁改种了橘子,真是“同为种子,祸福迥异”。我站在灵源寺的遗址上,看着新建的大殿和满庭荒草,心想,法不生不灭,寺之兴衰印证了万物“成住坏空”的规律,与法何伤?但想到尘世,毁了一个寺院,少了一片福田,多了一片橘园,得失不成比例。幸有一僧,法号上明下德,受命在此护持道场。某日,我前往灵源寺拜谒,见明德师父住处简陋到不如民工的工棚,断水断电,明德师父仍欢喜安然,每天一人上殿礼佛,做早晚课,为众生祈福。佛心显明,灵源寺照例法香熏染。

天监二年(公元503年)有两座寺院在东山兴建。一座是能仁寺,位于苏州东山长圻东岭。由僧道适建。另一座是洞庭兴福院,又称兴福寺,在苏州西南郊东山俞坞。由干将军舍宅建。梁大同元年(公元535年),高峰寺,又称高峰禅院,卧佛寺,眠佛寺在洞庭东山俞坞之北建。梁大同二年(公元536年)永福寺,在苏州西南太湖边武山建,初称永宁禅院。梁大同四年(公元538年),祗园寺,又名孤园寺,由散马常侍吴猛施宅为寺。南北朝梁陈时期(约公元546-557年间),紫金庵又称金庵寺创建。仅仅在梁陈40多年的时间里,洞庭东山就兴建起这么多佛寺,当时佛法在洞庭东山的兴盛程度可见一斑。后经唐宋元明历代,佛寺虽有湮毁,却在不断的修缮和新建中持续增多。

在这些寺院中,至今最有影响的是紫金庵。紫金庵有记载的建设年代始于唐代,西域僧人沙利各达耶来此修道所建。紫金庵的有名却不是因为沙利各达耶,而是因为宋代以后庵内有了罗汉塑像。2016年夏天,我陪朋友参观紫金庵。朋友问我为什么叫紫金庵?我当时果断地回答:“不知道。”但这个问题却留在了我的心里。我曾想法查证其出处,但遗憾没有查到。倒是查到了佛陀十大弟子之一的摩诃迦叶和妻子紫金光比丘尼的故事。据佛经记载,大迦叶生于一个富足有地位的家庭,一生下来身体就是紫金色。在过去毗婆尸佛灭度之后,有一个破庙,佛像在裸露中身上的金色掉了。这时一个穷女人看到了这种情形很痛心,就发心说:“佛像在这儿风吹雨淋,怎么可以呢?我一定要给佛造一个庙,一定要给这尊佛贴金。”她要了十几年的饭,也积蓄了很多金子,就请了一个冶金师冶炼,给佛贴金。冶金师被感动了,免费冶炼,并且也加入到了给佛贴金的行动中。佛像贴好了,庙也盖好了,两人就结婚了。修庙和给佛像贴金的功德让他们生生世世身上都有紫金光色。后来摩诃迦叶尊者就是当初的冶金匠,穷女人就是后来的紫金光比丘尼。除此之外,经上还有记载,紫磨金身是如来佛三十二大丈夫相之一。阿弥陀佛四十八愿之中即有一愿:“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磨真金色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端正洁净,悉同一类。”(《佛说无量寿经》)

紫金庵是否因此得名?我把我的想法说给西园寺寂贤师父,请他印证。师父告诉我,佛寺名字由来有很多种方式,有的因缘而起,有的因地而起,有的因法而起,在不确切了解名字由来的时候,不可以附会,否则就是编故事,打妄语。师父的话提醒我查证的佛经故事不假,但也不可凭此推断紫金庵名字的由来。名字不过是名相,权且由它去了。若有人还问我为什么叫紫金庵?我依旧会果断地回答:“不知道。”

不过,说到紫金庵,我的确有些话想说。每次去,都听到导游讲十六罗汉如何惟妙惟肖,附会上看门罗汉、伏虎罗汉等等一些说辞。我听着不免觉得担心,如果把罗汉像当作地道的艺术品来欣赏,那可真是南辕北辙了。佛像属于法中一种,叫像教。随着佛法传承日益本土化,佛像塑造也由隋唐五代以西域人相貌为原型,神态端庄像变为宋代以汉人为原型的日益生活化像。佛像的演化代表着佛法传承上的发展特点。紫金庵罗汉像出自南宋民间泥塑家雷潮和他的妻子之手。从形态上看,明显有别于北方以及唐代时期佛像塑造方法,更突出表情神态和衣服颜色、褶皱等细节,的确惟妙惟肖,看上去少了些庄严,多了些普通人气息。唐以后,禅宗六祖惠能顿悟法门,倡导即心即佛。指出:“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又说:“我此法门,从上以来,先立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相者,于相而离相;无念者,于念而无念;无住者,人之本性,于世间善恶好丑,乃至冤之与亲,言语触刺欺争之时,并将为空,不思仇害。”(《坛经》唐·惠能)原来,佛像以及罗汉像是让我们识得本心,放下贪嗔痴念,不着其相的。六祖告诫我们说:“念念之中,不思前境。若前念今念后念,念念相续不断,名为系缚。”(《坛经》唐·惠能)至此,我陡然吓出一身冷汗,南宋以来,若雷潮夫妇只为让后人念念相續,那该是多大的罪过呀!若这不是雷潮的本意,那我们的导游和讲解员每天重复着著相的说辞,岂不是在谤佛?紫金庵是千年古刹,道场纯净殊胜,据说在此发愿特别灵验,我们若不能依法看待寺院里的罗汉像,倒真的是有眼无珠了。

明代有一僧人,法名释大灯,实在看不下去了,写了一首《金庵十八罗汉歌》:“金庵罗汉形貌雄,慈威嬉笑惊神工。当年制塑出奇巧,支那国中鲜雷同。擎拳降猛虎,举钵伏狞龙。神通各呈无暇日,我来一喝俱敛容。”释大灯是何方僧人无考,但他这一喝倒是耳熟。因为禅宗临济宗有位南泉禅师就是逢祖喝祖,逢佛喝佛的。谁执迷于相,煞有介事,他就喝谁。一次,两个弟子为一只猫争论不休,南泉禅师做出了斩猫的动作。《金刚经》上说:“一切相皆是虚妄。”斩了猫,两位学人也从执相中醒悟过来。不知释大灯这一声大喝让多少人从紫金庵的泥塑罗汉相中醒悟过来。

其实,洞庭东山有一处殊胜禅寺,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建于唐代的翠峰禅寺。据记载,翠峰禅寺,在东莫厘峰之阴,唐咸通十六年(公元876年)将军席温舍宅建。宋初,雪窦显禅师尝居山。讲经引龙出井使罗汉倚树而所,存降龙罗汉树与悟道泉遗迹。明初为丛林,翠峰寺三字为董其昌所书。明万历十四年(1576)修天王殿,三十三年报(1605)建藏经阁。咸丰十一年(1861)毁。光绪(1875-1908)初年,里人席姓重建山门。文化大革命期间,寺院被毁,目前仅存大殿墙基和悟道泉遗迹。雪窦禅师,法号重显(980-1052),宋代云门宗僧,遂宁人,俗姓李,字隐之。自佛法西来,禅宗向来遵循以心传心,不著文字的法要,但到重显,他开了文字禅之先河。这是禅宗发展中具有开创性的一脉。而这一脉就从洞庭东山的翠峰禅寺始发。称翠峰禅寺为云门祖庭一点都不为过。这一成就说明,佛法在洞庭东山弘扬不仅历史悠久、寺院众多,而且成就极高。重显来苏州住持弘法还有一段故事。当初,重显在淮水旁遇到太守曾会。曾会问道:“禅师,你要到哪里去?”重显回答:“也许往钱塘,也许往天台去看看。”曾会建议重显去灵隐寺,就写了封信给灵隐寺住持。重显到灵隐寺后不声不响住了三年。三年后,曾会到杭州灵隐寺,找到重显,问为什么不把信给住持。重显回答:“我无求,也不必做你的邮差。”

洞庭东山翠峰禅寺当时正缺住持,在曾会的推荐下,由当地迎请重显,他就到了苏州的翠峰禅寺做住持。当时重显42岁,到翠峰禅寺后,他就宣布自己为智门光祚禅师的传人,为云门第四代。重显在苏州翠峰禅寺讲经说法,语言鲜活,颂古说今,遍参公案,多以诗词譬喻妙解理相,令苏州僧俗耳目一新,大受欢迎。相传他讲法时曾引龙出井。苏州城内的寺院相继邀请他前去讲法。一时重显禅师声名鹊起,翠峰禅寺僧俗云集。重显当时主要弘扬“一切法皆是佛法”,主张“向上一路,千圣不传”。一次受邀到苏州城内讲法时,有个僧人故意难为他,说道:“向上一路,千圣不传。和尚从何而得?”(《雪窦语录》卷一《住苏州洞庭翠峰禅寺语》)这句话具有挑逗性,也很具有智慧,言语绵里藏针,让人不好作答。说是或非都自落陷阱。重显回答得很妙,他既不说是,承于祖师;也不说否,法靠心自悟。而是略带轻蔑地说:“将谓是衲僧。”意思是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一位真正有悟性的僧人,却原来……

公元1022年,曾会又邀请重显出任浙江雪窦寺住持。当重显离开翠峰禅寺前往雪窦寺时,洞庭东山的信众都不愿意让他走,甚至与明州太守(今宁波)专门派来迎请重显的人发生了争执。为此,重显升座普告大众,说:“僧家也无因无必,住则孤鹤冷翘松顶,去则片云忽过人间,应非彼此殊源,动静乖趣。”表示既不忘洞庭信众的深情厚谊,又应顾念明州太守千里遣使的诚意,“且佛法委自王臣兼住持”,希望洞庭的信众能够谅解。听了这番话,苏州信众才肯放行。在辞别翠峰禅寺时,重显站在东行的船上,望着远去的翠峰禅寺,不禁吟诵道:“乘兴飞帆别翠峰,水光春静冷涵空。到人若问曹溪意,只报庐能在下风。”重显于雪窦寺一住就是三十一年,宗风大振,后世尊称为雪窦禅师。时至今天,雪窦寺香火依然旺盛,而翠峰禅寺已了无痕迹。这一结局恰好应验了重显离开翠峰禅寺的预言。他在另一首诗中写道:“云水轻拂下层峦,松桧生风触袖寒。谁问亲游乳峰意,百千年后与谁看。”

料重显禅师千年前已知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