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番禺垃圾焚烧事件陷僵局
针对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厂的选置争议，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说，广州市和番禺区应该“试一试”把权力还给人大，用“有序的政治参与”，打破眼前的僵局。
黄立川的孩子是个乖巧安静的小男孩，今年只有一岁半，长着两颗漂亮的门牙；父亲和客人交谈的时候，这个孩子时不时地离开玩具，依偎在黄立川的身边。
对一个并不年轻的父亲来说，仅仅因为这个孩子，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反对政府在3公里外兴建垃圾焚烧厂的计划。
“我希望看到一个干净的广州”，黄立川摸着孩子的后背，看着他头上软黑的头发说，“我希望他能健康地长大。”
“散步”改变政府态度
关于番禺垃圾焚烧厂的争议已经告一段落。
11月23日是广州市城管委成立后首次局长接待日，几百名反对兴建焚烧厂的番禺居民先后赶到城管委和信访局前上访，随后到广州市政府门前“散步”。接访人员坚持根据信访条例规定，上访者必须选派5名代表陈述意见，但这个提议始终遭到了拒绝。不断有人出面向上访者宣读广州市长张广宁在一封群众来信上的批示，批示要求广州市有关部门和番禺区政府认真听取公众意见，妥善处理此事，但并没能安抚上访者的情绪。
毫无疑问，这是非常罕见并且严重的事情。广州市副市长苏泽群接到报告后亲自前往接访，但由于在选派代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副市长先是在广州市信访局的办公室里等了3个小时，下午又赶到番禺区信访局继续等待，却一无所获。他距离上访人群最近的时候只是一墙之隔，双方却始终没能碰面。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天上午，正值番禺的居民在广州市中心“散步”的时候，番禺区却在召开一个听取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意见的会议。，30名居民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且在会场看到了番禺区区长楼旭逵。据《番禺日报》次日的报道说，与会的居民代表对区长亲自参加了会议感到非常意外。
“感谢市民认真负责、富有诚意的意见”，楼旭逵在这次会议上说，“我说过项目环评不通过，绝不开工，今天我再加一句，绝大多数群众反映强烈，也绝不开工。”
这番表态被看作是政府态度的一个转向。在此之前，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强调的重点一直是垃圾焚烧比填埋更优越，要么就说番禺的垃圾焚烧厂是广州市重点推进项目。11月9日，苏泽群在一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讲话中曾说过：“建在谁家门口，都会百分百反对！谁家都产生垃圾，但谁家都不希望把垃圾处理厂建到自家门口，谁家都用电，但谁家都不希望把变电站建到自家门口，谁家都会死人，但谁家都不期望住的地方靠近殡仪馆。”
他显然认为，那些反对家门口建垃圾焚烧厂的人，尽管其想法不难理解，但过于自私了；为了公共利益，即便遇到附近居民的反对，政府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为了公众利益不能完全靠公众选择”，他说，“而需要公众科学的选择，也就是在这个地方科学地选择一个对人影响最小的点。”
但现在他改变了立场。10月23日下午，这位耐心等待上访人群，却遗憾地未能和他们面对面地讨论垃圾焚烧利弊的副市长说，政府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的选址问题上应遵循公开透明原则，充分听取民意民愿，与广大市民一起讨论研究选址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番禺区信访局等待接访期间，他和番禺区区长做出了同样的承诺：如果环境评估通不过，或者大多数居民反对，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厂就不会动工。
番禺区随后发动了一轮宣传攻势，鼓励居民就垃圾焚烧厂的选址一事进行公开讨论。番禺区“四套班子”发布的一份倡议书号召，“运用文明的物质、文明的精神、文明的生态、文明的政治实现垃圾处理物质上文明、精神上文明、生态上文明、政治上文明”，希望居民“客观、理性、文明”地表达民意，用半年时间，“寻求垃圾处理的最优办法”。
倡议重申垃圾焚烧发电是未来处理垃圾问题的大方向，只是在“垃圾焚烧发电”前加上了“垃圾分类”的表述。不管怎么样，垃圾焚烧厂既不能在原定时间开工，恐怕也很难按照原定计划在2010年内完工了。
垃圾背后的秘密
焚烧是一种有争议的垃圾处理技术。支持者认为，现有技术水平能够很好地控制有毒气体二恶英的排放，反对者则对此嗤之以鼻。绝大多数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强烈地反对垃圾焚烧，他们认为，垃圾运输和焚烧过程不仅污染环境，还导致当地癌症发病率畸高。
在中国，垃圾处理是一项长期没人重视的生意。在一系列反对垃圾焚烧厂的抗议活动中，人们发现，很多从事垃圾焚烧的国外公司正在极力开拓在华业务，显然这是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以广州为例，有当地媒体报道，该市政府与著名的电梯生产商广州日立集团签订了一份25年的特许经营权合同，许诺为每吨垃圾支付140元补贴给广日集团。仅此一项，广日集团在未来25年中就能从广州市政府得到100多亿元补贴，加上垃圾焚烧发电厂建成之后还有发电收入，这笔生意大有可为。作为回报，广日集团答应承担广州市政府18亿元的债务。
包括建设部、国家环保总局在内的中央部委——尤其是发改委，一直支持垃圾焚烧技术，将其视为代替垃圾填埋的优先选择。
在黄立川位于广州碧桂园小区的公寓楼顶，本来可以看到原定要修建垃圾焚烧厂的位置，但放眼望去，视野里的一切都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这座城市的空气污染全国知名(著名的呼吸系统专家钟南山院士说，50岁以上的广州人肺都是黑的)，加上碰到了今年最严重的灰霾，黄没能将这个位置指认出来。
但从黄家的楼顶，可以看到番禺的一角：河流、绿色的山丘、广州日立电梯厂内高耸的电梯塔，以及周边小区内密密麻麻的公寓。番禺是广州南面珠江口西北岸一个滨江临海的小县城，2000年被划入广州市区，以满足广州对土地不断增长的需求。和珠三角的其他地方不同，番禺一直是个农业地区，没有东莞那样林立栉比的工厂，因此避免了严重的污染。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房地产业成了番禺的支柱产业。通往广州市区的地铁线周边，大型小区、停车场和商业设施随处可见。番禺分散了广州中心城区的人口压力，较低的房价吸引了很多人来此买房安家，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不断增长的垃圾。
被纳入广州市区之后，番禺的户籍人口只增加了6万人，但流动人口却增长了一倍以上。这个总人口250万人的城区现在每天产生1600多吨生活垃圾，有一座日处理能力1200吨的垃圾填埋场和5座每天处理600吨垃圾的小型填埋场和焚烧场。番禺不仅要处理本地的垃圾，还要承接来自中心城区的生活垃圾。随着填埋场即将填满封场，垃圾处理的难题困扰着当地官员。
最后，他们决定建一座每天能处理2000吨垃圾的焚烧发电厂，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厂址选就在距离广州碧桂园3公里之外的会江村。看上去，这是个一举多得的决定。首先，番禺的土地紧张，改填埋为焚烧有利于节约用地；而会江村本来就有一座垃圾填埋场；这座垃圾填埋场曾改建为简易的垃圾焚烧厂，但因为严重污染环境而停止运行，新的焚烧厂一旦上马，可以看作是“综合整治”的一部分；更何况，这还最流行的潮流，并且一向受到中央政府的鼓励和支持呢。
选址是从2003年开始的，2006年选定了会江村，但一直到2009年9月，黄立川才从网上知道这个消息。
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陆续有零星的关于垃圾焚烧厂的信息发布出来，但从来没有引起过当地居民的注意。事后媒体的调查显示，番禺区政府对垃圾焚烧厂选址一事刻意保持沉默，连这块地皮所在的会江村的村民，大多也对此一无所知。区长楼旭逵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证实了这一点。他说，只有小范围的人(会江村村长和少数村民)才知道此事。直到3公里以外的小区居民介入此事，信息垄断的局面才被打破。
一位小区居民从番禺区政府网站上发现了垃圾焚烧厂的勘察设计招标公告(发布时间为2008年12月)和工程监理招标公告(发布时间为2009年8月)，番禺区和广州市政府的行政程序受到了强烈质疑。当地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报道。看到消息后，黄立川打电话给番禺区的市政园林局和环保局，向他们确认此事，对方告诉他，垃圾焚烧厂还没有通过环境影响评估，暂时不会开工。但这并没有打消他的担心。
一份简单的图表显示，垃圾焚烧厂周边3公里内的小区，居住人口达到30万人。尽管业主提供的测量数据(小区和焚烧厂之间的距离)与专家测量的数据有所差别(毫无疑问，业主的测量数据总是更近)，但不能改变一个基本的事实：焚烧厂距离他们很近。这足以让他们感到担心。
由于中国正在兴建大量的垃圾焚烧厂，他们很容易就检索出了一大堆关于垃圾焚烧厂的负面报道和质疑。忧虑程度显然和信息检索能力是成正比的，尽管距离焚烧厂要比会江村远很多，新式小区里的居民却比会江村的农民表现得更加担心，也更有办法把担忧转化为反对和抗争。抗议的效果在11月23日充分显示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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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步”如何可能？
广州的“散步”活动很容易让人想到两年前的厦门PX事件。2007年，厦门市民反对有污染和没有通过环评的PX项目落户在自己的城市，他们先是在网络上表达自己的担忧和愤怒，接着发生了大规模的“散步”，抗议厦门市政府有违行政程序的做法。在持反对意见的专家的帮助之下，他们最终取得了胜利；PX项目最终放弃了厦门，迁址漳州古雷半岛。
厦门和广州都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城市化程度高，其中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居民是熟练的网络用户，这带来了表达和组织的便利；后者还有活跃和富有批评精神的媒体。这一切营造了一个使人们能够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尤其是与他们的利益切身相关的议题——的氛围。
成功的案例也鼓励了后来的参与者。在反对兴建垃圾焚烧厂的活动中，厦门市民反对PX项目的经验是常常被提到。厦门人的经验同样被番禺人所吸收。他们在论坛上开了专门的板块，吸引网友对垃圾焚烧问题进行讨论，活跃的ID不断地上传相关资料，给其他人的讨论尽可能地提供了材料的支撑。
这些资料大多来源于网络(包括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献)，但也有一些是他们实地考察得来的。黄立川所在的广州碧桂园和相邻的海龙湾、丽江花园等小区的业主，很早就有人到广州垃圾焚烧的样板工程——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去考察过；他们和焚烧厂附近的村民谈话，了解当地的污染情况，甚至采集了焚烧后的废渣，以了解焚烧的彻底的程度。并不是每个志愿前去探访的居民都能够得到准确充分的信息，但是经过许多人的补充和修正，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简要的共识，尽管副市长苏泽群说他在李坑垃圾焚烧厂，“随机抽查一个月的数据，结果全部达到欧盟标准”，但这个样板工程却颇多可疑之处。
实际上，垃圾焚烧厂周围的居民一直反对焚烧厂的存在；焚烧厂所在的永兴村的水源被污染，垃圾运输中的抛洒滴漏现象难以杜绝，工厂运转中产生的废气时有发臭现象。畸高的癌症发病率也被认为和焚烧厂有关。
在永兴村的调查证实，番禺业主的结论绝非空穴来风。同样，他们的结论也能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给李坑垃圾焚烧厂二期工程的环评报告中得到支持。
黄立川也去过永兴村考察。网球教练这个职业显然给他带来了更多的闲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仍然不停地有电话打到他的手机，和他讨论垃圾焚烧的话题。大多数打电话给他的人是邻近小区的业主，其中一个正开着私家车前往永兴村，除了向他问路，还咨询了一系列问题，包括能不能在当地饮水吃饭。黄立川被这位邻居的恐惧心理逗笑了。
黄立川从来没有向外界公开自己的手机，但他的电话号码很快就成了一个呼叫中心。少数活跃的居民自然而然会成为抗议行动的核心，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也是事态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重要动力。他们必须有时间、更要有耐心回答邻居们的问题，也必须有勇气、有能力来对抗各种各样的压力。如果不能完全掌控事态发展的方向，他们也必须尽最大的可能施加影响，使得情况朝着和平协商发展，这当中也包括采取必要的妥协。
他们往往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公民意识，但也懂得中国传统的为人处世的技巧。他们往往也是小区物业维权的积极分子，去年四川发生地震的时候，不少人又自发出面组织过居民的捐助活动。从技术上讲，互联网上的社区论坛提供了让他们发挥影响和脱颖而出的机会。
有一些人比较低调，有些人则乐于充当代言人的角色，但总的来说，这些积极维权的业主们发挥了一种凝聚作用，使得周围的居民能够形成共识，并且将反对的意见变成抗议的行动。尽管番禺没有像厦门反对PX项目时那样，出现连岳这样著名的意见领袖，但作为一个群体，黄立川等人发挥了同样的功能。
问题并没有解决
抗议并不是10月23日这天突然发生的。之前已经陆续发生好几次形式各异的抗议活动。在私家车尾部集体贴上环保车贴(上面有“反对垃圾焚烧，保护绿色广州”的字样)，征集签名，甚至包括行为艺术。一名丽江花园的女业主还身穿环保T恤、戴防毒面具，在广州地铁一号线和三号线里游走了两个小时，直到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另一些居民——包括黄立川——站了出来，给她提供了法律上的帮助。
但10月23日的“散步”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尽管会江村的村民包的三辆大巴受到阻拦，没能把村民送往市中心，但他们还是通过各种办法抵达了广州城管委的接访地点，成功地和附近小区居民以及李坑垃圾焚烧厂所在的永兴村村民们会合了。最早的居民当天早晨6点已经在排队，但上访的人越来越多，由于大多数不可能有机会与接访者当面交流，这使得接访现场变成了展示观点的舞台。反对的声音占据绝大多数，也仍有深受垃圾填埋之苦的居民前来支持建设垃圾焚烧厂，两者和平相处。有序而热烈的“散步”场面感染了和此事没有直接关系的人。由于许多人到了现场才开始制作标语，周围的复印店人满为患，有的店主为了表示支持，同意免费复印写有“反对垃圾焚烧”和“尊重民意”字样的标语。
黄立川和在地铁上表演过行为艺术的女业主等人最早进入了接待室。在那里，他们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但整个“散步”的效果已经超出了预期。
“散步”的人们带来了几百张写有标语的纸片、环保招贴甚至口罩，但当他们离开广州市政府大院的时候，地面上很少看到垃圾。这是业主们事先在网上倡议的结果，执行的效果令人满意。他们展示了一个诉求有力而举止文明的市民群体的形象，而广州市和番禺区政府做出了让步；后者理智而快速的反应也得到了称赞。
双方达成了共识：2009年在番禺区启动垃圾分类试点，减少垃圾总量，延长垃圾填埋场的使用年限；同时继续讨论垃圾焚烧厂的选址问题。
如果回顾厦门PX事件，再对比其他案例——比如四川彭州反对PX项目中各地政府的表现，不难得出结论，抗议活动能够取得成功，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政府必须在第一时间承认决策程序存在问题，并且愿意和市民进行理性的沟通。
当然，问题并没有因为“散步”的人群散去、政府转变了态度而解决。城市仍然在生长，同时源源不断地产生生活垃圾，番禺的垃圾焚烧厂要不要建？建在哪里？这些问题并没有答案。
苏泽群所说的垃圾“谁产生谁处理”的原则，得到了广东省政府参事王则楚的认同。这位被誉为“广东骄傲”的老人精力充沛、尖锐敢言，早在他担任广东省政协常委的时候，曾经连续6年提出提案或议案，对广州洛溪大桥的还贷情况和取消收费状况进行监督，退休后仍经常在电视上评论时事。在当地报纸的专栏文章中，王则楚力主，“番禺的垃圾必须在番禺处理”。
一位番禺居民用粗鄙的语言质问他，自己拉的屎是否也必须自己吃？王则楚并不以为忤。他解释说，如果可能的话，人的排泄物应该做粪肥，送去种菜，从而实现垃圾的循环利用；可惜现代城市做不到这一点。即使有了有效的垃圾分类制度，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生活垃圾，它们必须得到最终的处理——要么是填埋，要么是焚烧，要么是堆肥。
广州也在试点垃圾堆肥。这一方案的主要难度有两个：堆肥占地较多，且肥料销售困难。填埋已经被证明是落后的做法，不仅占地，而且污染问题严重。垃圾焚烧的主要争议来自于大气污染，但占地不多。问题回到了原点：如何在各有利弊的手段中做出取舍？
上访是黄立川和他的邻居们的权利，但王则楚并不怎么看好“散步”的成果，也不认为上访能真正解决问题。
如果中国的政治运作能够按照宪法设定的框架进行，一件紧迫而又有争议的事情——比如说垃圾焚烧——本来可以提交给最高决策机构——人大，由人大代表进行讨论和决策。王则楚说，广州市和番禺区应该“试一试”把权力还给人民，还给人大，用“有序的政治参与”，打破眼前的僵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