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在市区一个卫生进修学校课堂上,当年轻的老师正在讲授“农村社区常用急救技术”时,一位65岁的学员老陈突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老师看到后,急忙叫来救护车,把他送去了医院。因为怕花钱,老陈住了两天院便回家了。

  年过花甲的老陈为何还要去上课?原来他过去是一名赤脚医生,在乡村行医30多年,今年省卫生厅进行乡村医生换证考试,因为老陈没有养老金,为了生活,他不得不参加学习考试以保住行医执照。】

  当年靠“老三样”悬壶济世

  在衢江区上方镇的家中,一个跟了老陈三十多年的药箱十分醒目地摆放在柜子上,从做赤脚医生的第一天起,老陈就挽着裤腿、挎着药箱走村入户,一个听诊器,一根探热针,一个血压计,这就是老陈行医的全部装备。依靠这三样东西,他当了30多年的乡村医生。

  当初和许多同行一样,老陈最初也是抱着理想与现实的双重考虑而入行的。1968年,24岁的他争取到乡里一个外派培训学习的机会,回来之后,便从生产队干部摇身一变为乡村医生。

  在当时,乡村医生是属于生产队的一员,记工分算工酬,月收入20元,在村里算是中等水平,跟老陈以前在生产队当干部差不多。“转行的原因,一方面是觉得当医生有一技傍身,比较有保障;另一方面,能够给人解除病痛,也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但是当乡村医生也并不轻松。老陈所在衢江区上方镇过去只有几名赤脚医生,因此赤脚医生非常忙。看病、抓药、打针都是老陈一手包办,忙的时候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夏天的时候早上6点就开门,一直要忙到晚上9点,有时候看病的人多,饭都顾不上吃。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和我市的众多赤脚医生一样,老陈不但要为村民看病,还承担了许多卫生防疫工作。流感来时,老陈将山上采来的草药“松针”用大锅煎好,挨家挨户上门,让村民喝下;为预防脑膜炎,他还到田头、学校等人口密集处,往每位村民和学生口中喷射“呋喃西林”;他还活跃在血吸虫病防控工作现场……

  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不少治疗方法需要老陈自己摸索。“有一个村民在农忙时节脚底脓肿,因为没什么药,我只能用土办法:把一块砖头烧红,将草鞋放在尿液里浸透,再把草鞋穿在病人的脚上,然后踩在滚烫的砖头上,热量慢慢散去,脓肿也就慢慢消退了。”虽然苦,虽然累,但老陈还是觉得很满足,老陈说,自己最看重还是村民们对他的尊重。“走在路上经常就有人跟我打招呼,甚至道谢。那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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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半医半农难以生存

  而如今,年迈的老陈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满足感,生存成了他最关心的问题。虽然从医30多年,但老陈并没有什么积蓄,五年前和在外靠苦力打工的儿子合力盖了幢新房,已经让老陈一家捉襟见肘。

  老陈现在的主业已不再是乡村医生,而是靠种橘子为生,有病人上门时,老陈才重操旧业,但如今上门求医的病人越来越少,一方面是交通方便了,农民进城看病多了起来;另一方面是镇上有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不少村办起了社区卫生服务站,这些设备相对先进的医疗机构,让老陈乡村医生的副业更加岌岌可危,但他除了看病和种地,别的也不会,为了生存,还是得艰难地撑着。

  老陈说,他最怕生病了,小病的话自己能看好,大病的话就没办法了。去年老伴摔了腿,虽然新农合报销了一部分,但还是花去五千多元。

  老陈是赤脚医生如今生存状况的写照,在农村还有许许多多老陈这样的赤脚医生。据了解,自上世纪60年代“赤脚医生”制度建立以来,这些“赤脚医生”一直是农村基层卫生事业的忠实守护者,是他们构筑着农村卫生事业的基础。几十年来,他们扎根基层,履行人道主义职责,默默无闻地为村民解除病痛,抢救了无数的生命。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曾经的“赤脚医生”如今都成了老人,他们现在面临着失业和老无所养的尴尬境地。

  在老陈眼里,过去曾在农村服务过的医生和老师都是很受人敬重的,但如今,他们的境遇却差之千里。老陈指了指隔壁的一户农民,这位和他同时代为国效力的“民办教师”却幸运的多,每月能领到退休金,虽数额不多,但足以在农村养老。

  老陈相告,上世纪80年代末农村进行体制改革后,合作医疗的模式中止,赤脚医生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其中一部分同行自谋出路,改行转业。还有一部分人经过医生执业资格考试到正规医院做了正式医生,还有的搞个体行医,开起了私人诊所。

  老陈也考虑过进城开个私人诊所,但终因资金和考不出资格证而打消了念头,也有人曾请他去城区黑诊所行医,老陈说,违法的事不做,那是做人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