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照片被挂在很多药店，有些店一见他来，就关上大门；甚至去医院看病，他都会吃闭门羹。他叫高敬德，从2004年起，他不断周旋在药监部门、工商局、医药公司、医院、药店之间，锲而不舍地自费打击假药，被老百姓和媒体称为“全国药品打假第一人”。

　　1月13日，《生命时报》记者在上海肺科医院的住院部见到了高敬德。43岁的他身形瘦小，佝偻着腰，走路一瘸一拐——这是打假时被人殴打留下的后遗症。他说：“这两年旧疾发作，我在南京、上海等地求医，却吃了闭门羹，可能怕我在医院里发现假药吧。”

　　“假药斗士”曾受过假药苦

　　在成为“假药斗士”前，高敬德就在医药企业工作。会走上打假的路，就是因为他也受过假药的坑害。

　　2003年，高敬德到沈阳参加一个大型药品交易会，听到同行介绍某愈肝片治疗脂肪肝效果不错。他一回上海，就到医院买了两瓶，一瓶自己吃，一瓶给了同患脂肪肝的表哥。但两人服用半瓶后，都出现了恶心、呕吐、皮肤红疹、瘙痒等症状，表哥还出现昏迷。多年的从业经验让高敬德意识到，自己买了假药。随后，他借着药企高层的身份，两次前往位于云南的该药生产厂家取证，证明该厂家盗用了别人的商品名和包装。2004年6月，上海市药监局核实了高敬德的举报，颁给他5000元奖励。

　　几个月后，高敬德发现上海的一些医院、药店仍在销售这一假药。没过多久，公司还因其举报行为，辞退了他。高敬德这下和假药较上了劲，立志“专职”打假。2008年9月，高敬德接到线报，称南京大学医院在卖假的洛赛克（奥美拉唑镁肠溶片,一种胃药）。于是他来到医院，称自己有哮喘，要求住院治疗以便“卧底侦查”。随后，他在门诊楼碰到一位老婆婆，拿着刚开好的洛赛克。高敬德发现，这盒药包装粗糙，纸张手感异样，明显是冒名顶替的假货。高敬德向当地药监局举报，查证该药系假药，且细菌超标。

　　“我如果发现假药，一定要想办法买一盒，这是证据。”打假多年，高敬德知道自己成了“公众人物”，因此上药店前都要乔装打扮。他会戴着假发或帽子，进去后先佯装咨询，问这问那，等销售人员卸下防备后，再提出买某种假药。如果发现冒充药品的保健品，他还会以报销为由，请销售人员开发票，写明商品名，并盖上药店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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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药为何难根除

　　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加大了打击、查处假药的力度。日前，国家药监局还公布了全国利用互联网宣传销售假药的十大典型案件。但现实情况是，假药始终无法从市场上根除。采访中，记者发现了背后存在的多方面“推手”。

　　巨大利润让人铤而走险。高敬德在云南一家制假企业看到，厂房是一个废弃营房，门窗残缺不全，苍蝇成群飞舞。有些假药就是把中西药的原料碾碎，混装在一个胶囊里；有些是用面粉、糖水或色素糊弄了事。高敬德说：“这些药成本只要几毛钱，摆在药店里卖竟要四五十元。一旦被查处，需要缴纳的罚金和利润不成正比，制假企业完全有能力另起炉灶。”

　　利益链条难以斩断。上海一位代理销售某补肾中成药的蔡先生告诉《生命时报》记者，药店经营的药品中，大品牌药的利润最低，而自身代理的品牌或仿名牌药，利润可达70%—80%。为保证收益，销售人员首先会向顾客介绍仿名牌药，或进价低、售价高的小品牌药。此外，厂家业务员和药品代理商，都会拿高额回扣“利诱”药店和医院药房的采购人员，或者用出境游当诱饵，奖励药卖得多的医院和药店负责人。

　　权利纠缠难管理。我国检验、审批药品的部门，往往是药品监管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中国保健协会市场工作委员会委员于斐表示，有些监管者利用手中的审批、监管权牟利，这一问题存在多年，且愈演愈烈。还有些冒充药品的保健品是在地方药监局申请批号，然后在全国销售。各地审批、监管标准不一，也让制假企业有机可乘。

　　取证困难、源头难查。一次，高敬德发现南京一家药店销售的鲍威尔联邦健力片是假药，但在场的药监部门工作人员无法验证。高敬德当场服下几粒，不久便陷入昏迷，被送到医院抢救。上海和南京药监局相关人员向本报记者表示，有些售假者精明得很，会把假药藏起来，或只在柜台摆放一部分，赶赴现场的工作人员常常会扑空。还有些假药的包装盒上留的是假地址和假电话，很难揪出制假源头。

　　电视、网购药品最需警惕

　　高敬德提醒说，识别药品真假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批准文号。可以登陆国家药监局网站，输入药品包装盒上的审批文号，看看它究竟是“药字号”还是“健字号”。此外，“健字号”和“食字号”的都是保健品，不能宣称有治疗功效。“一般在电视和网络上打广告，宣称疗效多么显著的，都是假药。”

　　卫生部全国合理用药监测网专家孙忠实提醒，识别假药，还要认真看药品包装和说明书。假药工艺粗糙、色泽不正，包装和说明书印制粗劣。“除了患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政府对待制假者也绝不该手软，要重罚造假者，让他们倾家荡产，再也没能力继续危害消费者。”孙忠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