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斯巴根

岁序迁流，往事难忘。

今天，当我们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之际，深切怀念为内蒙古人民的胜利流血牺牲的革命英烈和忘我奋斗的可敬先辈。哪怕你当时是初涉红尘的稚童少年，也难忘自己亲历的烽火年代和日夜跋涉的艰苦岁月。

内蒙古自治区成立前夕，笔者虽然只有8岁，但是，当年为了躲避傅作义、孙兰峰国民党军队的炮火，融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实业公司家属牛车队伍，跟随长征红军干部和刚参加革命的父亲从张家口出发向察哈尔、锡林郭勒草原深处转移撤退，奔向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小长征”远去的记忆，72年后的此时此刻依然像涓涓细流一样清晰可辨地向我脑海涌来，心生感慨，激动不已。

政治空城张家口迎来曙光

1945年8月，中国人民民族解放的革命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不愿做亡国奴的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不分党派团体，不分民族宗教，高举爱国抗日的大旗，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并在百万苏联红军的直接支援下，终于彻底打败了在中国疯狂十四年的日本侵略者，宣告了人类文明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胜利。

当年，我家所在的张家口市，日本侵略者溃败投降撤走了，伪蒙疆政府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等头目弃城逃往北平了，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逼近但尚未入城，一时间成了社会秩序混乱的政治空城。在此人人自危的动荡时期，惶恐不安的一些蒙古族同胞、留学回国的青年学生，纷纷登门恳请我的父亲——拒逃图新的伪蒙疆牧产公社理事长阿罕台牵头，组织大家同舟共济，安度动乱，迎接八路军。于是1945年8月中旬，39岁的父亲审时度势，难辞众望，临危负重，被众人推举为“张家口蒙民同乡会”会长。郭景春先生被推举为副会长。从此，父亲组织大家护院互助，防止打劫，共赴危难，保护牧产公社财产，为迎接八路军做准备。当时，好多处境困难的同乡在我家马道底的公寓落脚开伙，善良热情的母亲包英格经常给图门巴雅尔、才喜雅勒图（二人在1945年11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被选为执行委员）等单身青年做她拿手的羊肉面片吃。那些年轻人亲切地称呼我母亲为婶婶。在母亲眼里这些热血青年就如同自己的亲人。当时局势动荡，父亲他们关注势态变化，曾专程到坝上张北联络苏蒙联军，同蒙古的道尔吉中将有过友好会面。

对于这一段历史，每一位亲历过的人都不会忘记的。1999年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期间，作为派赴厅局的巡视组负责人我有幸认识了厅级离休干部布和同志，意外得知年近八旬的他老人家1945年8月竟然也是“张家口蒙民同乡会”会员，曾亲自参加同乡会活动和自治运动联合会筹备成立的工作，不久被党派往察哈尔从事建立政权的工作（后任内蒙古骑兵十六师连指导员、锡盟正蓝旗旗长、巴盟副盟长、自治区畜牧厅副厅长、内蒙古政府巡视员）。他对我不无幽默地说：“按理说，你父亲阿罕台先生算是我的老领导啦！”我听后真是百感交集，谦恭地说：“布老，哪能这么说呢？”他扳起面孔认真地说：“怎么不能这么说呢？你父亲当年是‘同乡会会长，我是会员，共产党员苏剑啸同志后来被党派去还当了‘同乡会副会长，他们都当过我的领导呀，再后来大家都参加了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这是历史真事，不懂得这个理怎么行，我们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嘛！”这位令人敬佩的老共产党员的一席话让我明白了许多。

后来，我用心拜读了布老送给我的由呼和浩特市政协编印的《求学岁月》这本书，其中有布老撰写的回忆录。回忆录中有一段较详细地谈到了当年“张家口蒙民同乡会”的始末。当年我年纪小但时常听大人们讲“同乡会”，也知道父亲经常去开“同乡会”的会。初更世事，记忆不确，看到布老的回忆文章后弄清了一些细节真情。布老在文中指出：“1945年8月上旬苏联、蒙古对日本宣战后，张家口兴蒙学院、蒙古高等学院的20多名暑假没有回家的同学，为了自身安全，先后聚到城内一所蒙古族小学校园内一起生活，并参加了张家口市蒙古族群众在日本投降前夕临时成立的群众团体‘张家口蒙民同鄉会。8月22日八路军解放张家口后，蒙民同乡会会长阿罕台等人马上到张家口市公安局，将蒙民同乡会登记注册。晋察冀边区的领导立即派苏剑啸（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被选为执行委员，后在领导岗位上以身殉职）担任蒙民同乡会的副会长，着手在张家口市蒙古族群众中做领导工作。苏剑啸曾对我们谈过，他是阿拉善蒙古族”。“苏蒙红军进入锡林郭勒盟后，张家口极少数蒙古族青年随蒙疆政府主席德王和官僚们逃往北平，投靠了国民党；还有一些蒙古族青年相继北去，投奔蒙古人民共和国。

在这种情况下，苏剑啸来到蒙民同乡会后，立即到蒙古族小学校园内看望青年学生们，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他说：‘你们哪里也不要去，不能去外蒙古，更不能去北平，都要参加革命，内蒙古有很多工作等着你们去做”。“我们远离家乡，处境艰难，参加革命就意味着有饭吃，有出路。所以，我们便跟着苏剑啸参加了他要我们参加的一切革命活动，走上了革命道路。张家口解放没几天，就在东山坡上举行了全市庆祝大会，在苏剑啸的带领下我们参加了大会。晋察冀边区政府和张家口市政府的有关负责人先后几次到蒙民同乡会探望，我们按照苏剑啸的通知到会听取了这些领导的讲话。大约从10月开始，乌兰夫、奎璧、克力更、陈炳宇、潮洛濛、田户、乌兰、刘景平、王铎等同志陆续到达张家口，宣布蒙民同乡会解散，开始酝酿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我们这些青年学生都去参加会议，聆听了乌兰夫同志多次讲话，还几次参加座谈会，在会上发了言。”“11月26日举行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大会时，我们多数人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了大会。我当时因年龄不足18岁，当了大会服务员，为乌兰夫等领导同志服务。12月，我们进入刚成立的内蒙古军政学院学习，几个月后，陆续被分配到内蒙古各地。我是在1946年3月被分配到锡察盟工作团的，从此参加了解放战争”（《呼和浩特文史资料》第十三辑）。2013年1月15日优秀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布和同志以85岁高龄逝世时，党组织给予高度评价：“布和同志的革命精神、崇高品德，优良作风，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同志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敬送挽联：“万千户牧人冷暖常在心头行止无愧大漠云，数十年北疆风霜不记宠辱丹心可鉴阴山雪”。endprint

父亲被任命为

自治运动联合会实业公司研究员

当年17岁的亲历者布和同志回忆文章所陈述的内容应该是真实可信的。记得父亲生前（1906.9～1976.6）多次讲过晋察冀军区八路军进驻张家口市后出现的新气象。他说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给张家口带来了曙光。日前，当年同我一起亲身经历往事的二哥阿拉坦布和从北京抱病写来了宝贵的细节。父亲的陈述和二哥的材料使我较细地回忆和想起了当时的实情。1945年8月下旬，八路军进城后，父亲抱着弃旧图新的真诚愿望，带领伪蒙疆牧产公社全体职员到晋察冀军区报到，上交了牧产公社的全部资产，受到军区副政委刘道生（后任海军副司令，中将军衔）的接待和欢迎。不久，牧产公社改名为“晋察冀边区裕民皮毛公司”，父亲被指定为临时负责人，从此参加了革命工作。晋察冀边区政府对父亲阿罕台诚心弃旧图新的行动给予鼓励，还颁发了给予宽大的文件，并委派党代表高天庆同志，共同管理公司。不久，正如布和老领导说的那样，组织上还派蒙古族共产党员苏剑啸为“张家口蒙民同乡会”副会长，指导具体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张家口蒙民同乡会”完成历史使命，予以解散。

应时而生的“张家口蒙民同乡会”后期在党的领导下完成历史使命后，原会长父亲由共产党员原副会长苏剑啸陪同面见受中共中央委派，北渡黄河由延安来到张家口筹备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负责人乌兰夫同志（当时叫云泽），表达了弃旧图新参加自治运动联合会奉献绵薄之力的愿望，受到乌兰夫同志的欢迎。征得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刘道生同意，父亲辞去晋察冀边区裕民皮毛公司的领导职务，到正在筹备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实业公司负责人赵云驶同志那里报到，由此投身到党领导下的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新的工作之中。当时我们几个孩子和母亲一样都挺兴奋的，觉得日子过得比较安稳了。

1945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了以乌兰夫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为团结内蒙古各族各阶层和各族人民的光辉旗帜。继而， “1946年3月，内蒙古实业公司在张家口正式成立，并成立了董事会。乌兰夫任董事长。赵云驶任总经理，关起义任副总经理，公司设秘书室、营业部、研究室等机构。内蒙古实业公司是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下的开发资源、发展生产、改良畜牧、组织合作事业和土特产加工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实体，同时又是输入牧民生活必需品的商业机构。”（《内蒙古革命史》）内蒙古实业公司成立时，父亲被任命为研究室研究员，在赵云驶总经理（后任自治区工会主席、中央华北局财办主任）的直接领导下，为发展民族经济，改善民众的生活条件努力工作，发挥了曾从事过民族贸易的职业特长。在我年幼的印象中，父亲经常往返于上堡下堡，忙于到联合会开会，还要去实业公司办事，新生活给他带来了工作热情。

记得母亲说过，父亲几个月内穿坏好几双布鞋。张家口解放后，联合会安排我们从下堡的马道底搬到上堡离大境门不远的花巷街一个独院内住。院内共住两户，另一户住的是商人打扮，红脸瘦身，脚蹬布鞋，言语平和的李先生。后来我们才知道，李先生原来是早年到广州农民讲习所聆听过毛泽东讲课的蒙古族共产党员高布泽博同志。

我们坐牛车向察锡草原转移

内蒙古人民的自治运动和解放斗争经历了艰苦曲折的过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将联合内蒙古一切民族解放力量，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确定为既定方针。1946年4月3日，在中共冀热辽分局的指导下，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在承德举行了著名的“四三”会议。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派出乌兰夫等7名代表；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派出博彦满都等7名代表。会议经过热烈讨论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决议”明确规定：“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并且只有在中共领导帮助下，才能得到解放”。“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领导机关，东西各盟旗均组织其分会、支会，实现其纲领”。“四三”会议是内蒙古近代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决议”的形成，结束了自清代以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长期分裂、隔绝的状态。实现了蒙古族以及内蒙古各民族革命力量的统一和团结，为组织、动员内蒙古各族军民迎击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必要而适时的准备，同时也为内蒙古自治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全面、深入发展，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内蒙古革命史》）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国共停战协议，向我各解放区实行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内蒙古地区处于战火硝烟之中。张家口周围渐显敌强我弱的严竣形势。根据晋察冀中央局的决定，自1946年8月开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机关和家属分批离开张家口向察哈尔、锡林郭勒草原转移，保存革命有生力量。1946年8月底，实业公司家属队伍由张家口出发向北转移撤退，要经过张北、宝昌、正蓝旗、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乌珠穆沁旗，最后到达兴安盟的王爷庙。

自治运动联合会实业公司决定，家属队伍由吴吉清（中共党员、长征时曾任毛泽东的马夫、后任自治区商业厅厅长、自治区五届人大副省待遇专职委员）任队长，杨珍本（中共党员，后任自治区工会副主席）、阿罕台（实业公司研究室研究员、后任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参事）为副队长，带领大家克服困难，完成长途撤退任务。实业公司领导明确要求，一定要千方百计保证联合会实业公司的家属安全到达，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实业公司的布匹、毛类、衣物、砖茶等生活不可或缺的各类物资。

在当时的敌强我弱形势下，有的人早早把一家老小送到了北平，只身留在张家口观望形势的变化和政局走向。此刻父亲却把全家安危同共产党领导的自治运动联合实业公司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肩负重托，无怨无悔，走上了奔向王爷庙的烽火征程。

父亲出身于农民家庭，自幼从事体力劳动，不惧风雨，刻苦耐劳，乐观友善。他配合吴吉清队长带领家属队伍行进到坝上张北后，受到实业公司驻张北办事处主任、长征干部潘贵友的接待。人们住一宿后把胶皮轮马车换成了适应在草原行进的牛拉勒勒车，形成了实业公司几十辆牛车的长长的革命队伍。一路上，老弱妇幼坐牛车，男人和像我大哥、二哥那样稍大一点的男孩子徒步跟在牛车后面。慢悠悠的牛车把张北小镇留在了身后，指向宝昌方向。秋天的察哈尔没有绿色的美，只有枯黄的草原，阴云密布，寒风袭人，大人们冷峻的凝视着远方。我是第一次坐牛车，忙乱中转移的紧张情绪被此时草原的奇特风光和新鲜感所替代，不时还和顽皮的小伙伴们跑前跑后打闹着。

风云突变，行程艰难。我实业公司家属车队撤离不久，张家口周围的军事斗争日趋激烈。1946年8月22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组织部部长奎璧在《晋察日报》发表了题为《蒙古人民动员起来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文章。1946年9月，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由张家口迁至锡林郭勒盟贝子庙。中共锡察工作委员会成立，王铎任书记。（《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档案史料选编》，262页。王铎同志在所著《五十春秋》一书中回忆道：“我们先头部队经太仆寺旗、化德、西苏尼特、东苏尼特、西阿巴嘎到贝子庙。后续队伍则由炮台营、宝源（今宝昌）、哈叭嘎、道英海日罕进入锡盟。在茫茫草原的千里交通线上，撤退队伍汇成了车流人流，载人载货的勒勒车、排子车，步行的、骑马的、骑骆驼的、还有骑毛驴的……朝着贝子庙方向走去。

当时，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大家都在考虑着一个问题：撤出张家口，进入茫茫草原，严酷的斗争和无数的困难等待着我们。但是大家对前程充满了信心，因为有党的领导，有忠于革命事業的蒙汉干部战士的英勇奋斗，困难再多，一定能克服，征途再艰难，也阻挡不住前进的步伐。”）据《晋绥革命根据地大事记》资料记载，1946年9月到10月初，我张宗逊、罗瑞卿部同国民党12战区傅作义部在集宁、大同、张家口一带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战”。在我们家属牛车队刚离开不久的10月初，傅作义部攻战了张北，紧接着聚集兵力攻击张家口。10月11日晋察冀军区及地方党政机关撤出张家口。我们路过不久的宝昌和商都、化德等其他县城也相继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家属牛车队向北行进的速度缓慢，但身后传来的战后最新消息却很快。

（未完待续）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