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

中国文化在个人品行德性方面，历来讲“修身”。“修身”的目的，是为了健全自己的人格，为治国、平天下的伟业准备条件。逻辑上讲，如果“身”不“修”，便不足堪当治平大任。所以《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一由己到家再到国到天下的递进阶次，是传统士人无不趋之若鹜的“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而起点或曰前提条件，是“修身”。

何谓“修身”？《礼记》的“中庸”篇讲的最明白：“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矣。”此处引用的是孔子的话，转译成今天的语意，就是“修身”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储备知识，二是要善于实践，三是要懂得什么是羞耻。知识准备，古人叫“格物致知”，但大忌讳是“知”而不行、光说不练，所以强调“力行”。当然此两项都是“修身”所必须的要件了。

最后一句“知耻近乎勇”更为重要。耻感是人的一种心理和生理现象，当一个人害羞的时候，举止会轻度失去常态，特别耳朵和面孔因血液突充而发生红涨，所谓“面红耳赤”。汉字的“耻”字，过去一直写作“恥”，表示“耻”是集中表现于“心”和“耳”的一种现象。“知耻”就是有羞耻感，知道害羞，知道羞愧，知道难为情，知道不好意思。孟子把“羞恶之心”视作人之为人的“四端”之一端，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羞恶之心”，不知道害羞，不知耻，就不能称为人，也就是“非人”。

孔子的名言则是“行己有耻”。见诸日用常行，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譬如巧言令色、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孔子认为是可耻的。而一个读书人，如果怀抱理想，有志于道，却以饮食衣着的不够讲究而自惭，这样的人，孔子认为也没有什么好谈的。孟子除强调“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还反对“声闻过情”，认为一个人受到的赞誉，如果超过实情，作为有道德的人，也应该以此为耻。因此对于那些广猎声闻，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我们也不需要再谈什么了。

中国历代思想家都把“知耻”置于人格修养的重要位置，实际上告诉我们，“修身”要从“知耻”开始。明末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对此问题的义涵提得更高。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而且把“耻”和“廉”结合起来，提出廉耻是“立人之大节”，“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他还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士大夫在传统社会指的是有官位又有知识的人士，他们代表国家的形象。

现在价值失落和价值紊乱是社会一大问题。但当代社会的价值不能凭空建构，与本国文化传统完全分离的价值，难以为全社会的人群所认同。中国几千年以来社会共同接受的价值是“礼义廉耻”，“礼”就是文明秩序，“义”是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廉”是勤俭廉洁，“耻”是约己知耻，不乱其所为。这在今天是完全适用的。管子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诚哉斯言！

（常朔摘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