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

我爸，今年75岁了。他患有痛风毛病，和我妈，肩并肩，或者一前一后，缓缓走在小城大街上。偶然之中，我默默望着爸妈，他們的夫妻相，已越来越浓。而我有时一喊话，一种嗓音，或者一个习惯性的动作，竟和爸一模一样。

原来这个给了我生命的男人，成为我的爸，把祖辈相传的血脉，神秘地埋在了我的体内，从此川流不息。

25岁那年，我爸从师范学校毕业。原本是要分到高中学校教授物理的，毕业前，他在学校操场上捡到一块瑞士手表，交给了学校，被来学校选配干部的机关单位看中，就这样，进了机关做领导秘书。

爸爸谨小慎微地做了近20年的秘书工作。他20年的秘书工作，就像他中规中矩一撇一捺写下的蝇头小楷，直至每一个标点符号，他也会保持严谨。在我幼小的记忆里，爸爸总是穿四个兜的蓝布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两支钢笔，夹着一个皮包跟在一辆老式吉普车后面，随时等候吩咐。

爸爸28岁时和妈妈结了婚。18岁的妈妈，在我的外婆外公去世后，一个人流落到一个叫马耳坡的地方。奶奶觉得她贤惠，留她在家里做了短工，后来，把她郑重地许配给了我的爸。他们结婚时，没办一桌酒席。爸爸带着妈妈，去城里一个相馆，肩贴着肩，照了一张结婚纪念照。那是妈妈第一次进城，她高一脚低一脚走在马路上，双手也不知该往哪里放，慌慌张张躲闪汽车。爸爸牵着她的手说：“别怕，城里就这样，人多，车多。”

爸爸从城里，常常步行几十里地回到乡下的家。一回家，就抱起我们三个孩子，用胡子扎，用胡子亲。他帮妈妈做农活，去鸡窝里摸出一个个刚下的蛋，卷起裤腿去犁田……然而，握惯了笔杆的爸爸却常常使唤不动一头犟脾气的耕牛，在他弱弱的吆喝声中，一头耕牛无精打彩缓慢如大象。

妈妈后来随父亲进了城。一条大黄狗，追着她，跑过一道又一道山梁。妈妈蹲下身，抱住大黄狗，不停地落泪，一旁的爸爸说：“好了，好了，上路吧，总不能把狗也带到城里去住。”

爸爸的哭，是1987年6月，我19岁的大哥患血癌去世。有天，我从学校去看望已奄奄一息的大哥后，在医院大门口，爸爸突然一下无助地抱住我，他把头靠在我胸前，花白的头发在如血的夕阳下分外晃眼。爸爸孩子一般呜呜哭出声来，虚弱的他哭泣着说：“娃，就剩下你和你妹妹了，你要好好争气，今后要把衣食求到手……”哥哥的去世，让爸爸一夜之间成了一棵被雷击后烧焦的树，他几乎要崩溃了。他还能抓住的最后稻草，就是我。爸爸的另一次哭，是在他头缠着白色孝帕，走在为爷爷送葬的队列中，他身后拖着的长长孝帕，让我想起清朝时期的长辫子，顿觉滑稽可笑。爷爷的棺材被一锨一锨的土深埋，悲恸的爸爸嚎哭着。

那一年，我和妻子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在我和妻子短暂的离婚期间，有一个雷雨夜，我听到门外有响动，一开门，是爸爸，他蹲在门前，打着手电筒，嗫嚅着，说怕我没关好门窗，从老城上来看看我。我突然冲动地想去抱一抱这个男人，他是最疼爱我的爸爸。他退缩了，一步一步下了楼，我傻傻地，竟没有阻拦他，外面正滂沱大雨。

爸爸，多陪陪我一些年吧，您要健康、幸福地跟妈妈在一起，跟我们在一起。

黄玉摘自《联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