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君思　林园媛

【摘 要】在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群体是最为敏感的风向标。先秦时期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进程中思想空前解放的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发展并发挥重要历史作用的关键时期，对现阶段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 知识分子群体； 社会历史条件； 先秦时期； 社会转型

美国学者爱德华·W·萨义德曾经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指出：“知识分子代表的不是塑像般的偶像，而是一项个人的行业，一种能量，一股顽强的力量，以语言和社会中明确、献身的声音针对诸多议题加以讨论，所有这些到头来都与启蒙和解放或自由有关。”先秦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之为“士”，先秦时期的“士”有百余种。从组成因素上来看，“知识分子”在西周春秋时期是以“武士”为主，战国时期则是以“文士”和“方术士”为核心组成部分。由于“士”的成分极其复杂，社会分布范围极广，因此，成为当时最为活跃的一个社会群体。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壮大，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是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的重要因素。有学者曾经指出：“士的认识有赖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在社会诸条件中，最重要的是政治环境。在中国古代，战国时期的政治环境对智能的需求格外紧迫，因此士十分活跃，认识成果也十分卓著。”在战国时期，《荀子·王制》中“农农、士士、工工、商商”的等级制度，也表明“士”已经从对军事、政治的依附中渐渐“剥离”、“分化”出来，成为一个具有专门的、特殊功能的群体，并开始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等级来参与社会智力活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为战国时期“养士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不同的在于，春秋时期之前的“士”，主要依赖宗族、血族；战国之后的“士”，主要依赖政治利益集团。生产力的发展为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提供了必要前提，并为知识分子群体摆脱困境带来了巨大的契机。正如美国学者古德纳在《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新阶级是精英主义和追求自我的。它利用自身的特殊知识来增加其利益和权力，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然而，新阶级也可能成为历史在目前发给我们的最好的一张牌。”

统治阶级对知识分子群体巨大作用的深刻认识，成为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发展、壮大的重要推动力量。在《墨子·尚贤上》中曾经有记载：“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战国时期各路诸侯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尖锐矛盾与残酷斗争，对知识分子群体智能产生了迫切需要，促进了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日益壮大。而且，斗争形势的多样化也需要高水平理论的支撑。因此，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成为推动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发展和壮大的主要力量。正如《战国策·楚策一》中秦王所感叹的那样：“寡人闻之，万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知识分子群体的“个人智慧”能够转化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苏秦合纵之策，不废一兵一卒，“以一人之智”，使秦不敢出关东，“夫贤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从”，体现了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群体巨大作用的深刻认识。同时，在多元等级制度下，“士”成为调节社会结构内在张力的有效缓冲。正如《国语·齐语》中所记载的那样：春秋之前，“士之子恒为士”，战国时期，“士”成为上下等级之间的中间地带，介于“官僚”等级和“庶人”等级之间。“权贵”可以降为“士”，“底层”可以升为“士”。“士”作为森严等级制度中“灵活性”的自我调节机制，使下层等级拥有走向上层等级的希望，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先秦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转型条件是知识分子群体突出困境的重要契机。在战国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在社会转型所形成的空隙中逐步呈现出来的，并且由一个群体发展成为一个等级并渐渐成为一个社会阶层。社会阶层的形成不同于等级的约定俗成，它是依据生活方式、权力地位、社会声誉等一系列因素而产生的。在世界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发展的历程中，虽然形式各异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共通”的规律。“在西方，由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会以多种方式，包括谈判与对抗，谋求其物质与精神上的阶级利益。像其他从属阶级一样，新阶级得不到它想得到的或它相信应该得到的一切；它抗拒自己的从属地位，并试图谋求更好的地位。”在古代中国，“士”作为一个成员组成极为复杂的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从事智能活动，因此知识分子群体能够与不同的社会阶层相结合，大大提高知识分子群体这一社会阶层的生命力。就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而言，“士”阶层的形成、发展、壮大，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春秋末期宗法制度动摇，造成了“士无定主”的局面，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对血缘关系的宗族依赖逐步转变为对物质层面的利益依赖。随着封建贵族之间日益激烈的斗争，一些封建贵族政治集团失败后相继解体，“自谋出路”的“游士”队伍逐步壮大，成为先秦时期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先秦时期，农民是不准自由迁徒的，而“士”可以在国家间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先秦时期政治中心多元化的格局，有利于知识分子群体在相对激烈的条件之下，充分利用自由活动的空隙逐步形成和壮大。当然，许多名士周游列国，对统治者的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在后来大统一之下的皇权中心格局之下，由于权力控制的加强，很难再形成先秦时期那样的空隙。

【参考文献】

[1] [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单德兴译，《知识分子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65页。

[2] 刘泽华著，《先秦士人与社会》，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8页

[3][4] [美]古德纳著，顾晓辉、菜嵘译.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版），第10、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