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树，80后代表作家，至今已出版小说《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抬头望见北斗星》《2条命》《在地球上：春树旅行笔记》等。2004年获第五届网络金手指文化先锋奖，同年成为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光阴飞逝，我查看的每一封信都告诉我，生命是多么迅速地追随着我的笔：生命的那些日子和小时——我亲爱的詹妮一比你脖子上载着红宝石更加珍贵，它们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就像在一個刮风天气里淡淡的云彩一样，再也不会返回。”——很抱歉，这段我抄下来的话已经忘记了出处。

北京雾霾让我无法忍受，加上一些其他令我心碎和信仰破灭的原因，我于2014年“逃离”了北京，来到当时我认为性价比最好的地方：柏林。选择柏林的原因有二，一是签证，如果没有签证障碍，我肯定会去美国；二是资金，柏林算是欧洲首都里生活成本最便宜的了。虽然柏林在审美和文学发展上并不是我的最佳选择，我也只好选择了这里，当作一个中转站，或者一座桥梁。等待我的伤口平复，同时开阔眼界，等机会来临，再做打算。或是回国，或是搬到更适合我的地方。

在国外生活的不便之处不一一多讲，空气肯定是清新的，食品也是安全的。我于去年年底有了孩子，这让生活一下子忙碌起来，也打乱了我将柏林当作中转站的计划。

这些文字都是我在柏林写的，我想通过这样的描述让大家看到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柏林，还有一个移居到国外的中国作家和诗人的生活。我也只能代表我自己。以色列作家，父母为大屠杀幸存者的犹太作家埃特加·凯雷特在他的《美好的七年》里写了他的七年生活，他为写这本非虚构小说而有点惶恐，毕竟逃离了小说的躯壳，私密的文字更容易遭到种种解读。然而他的这本书带给了我非常多的愉悦，我想象着一个我喜欢的作家的生活，可能就是我这样的吊儿郎当的生活吧。所以我就不对下面这些无法归类的文字感到内疚了。我自己还是挺喜欢它们的。

你知道我从来不是个chic的人

简直要把我气坏了。想到我在这里穷困潦倒，他们在纽约吃香喝辣，简直太讽刺了嘛。

别生气，你比她强多了。

啊，可是有什么用啊。我挥了挥手。

今天晚上咱们吃得也不错。

是我自己做的！他们肯定是点菜，要不么就是他亲自下厨，做了几个湖北莱……

要不要吃安眠药早点睡？

我先把这杯威士忌喝了。一会儿再吃。

今天晚上我看了两个我认识的人写的小说，全让我崩溃。都比我现在写得好。而且他们写起来似乎一点不费劲。太气人了。我为什么认识这么多写小说的人呢？

我要把这全写小说里！

我心里嚷嚷着，因为没人听我说这句话了。我冲到书房，坐下，给自己卷了根烟一中南海抽完了，我没有纸烟了。只能像典型的柏林X丝一样，卷烟抽。从英国某一个小城市排队坐机场大巴去伦敦机场时，我闻到身后有烟味，一机灵，原来是个穿帽衫的猥琐中年男人正在抽烟，丝毫没有顾及我推着婴儿车。就算我单独一人，这种没有分寸在排队时抽烟的也不会是什么出身良好的人，丫看起来就是一个社会底层，让人厌恶。果不其然，下车时我看见他站着飞快地卷了支烟，丫不会就是德国人吧？一下子让我想起一个经常在网上夸我照片好看的网友来，呃，真让人恶心！

已经三天没有出门了。刚开始是因为从伦敦回来累坏了，加上孩子感冒，半夜有时候会闹醒，我就心安理得地每天都在家里。但今天是第三天，也是我宅的极限，睡了那么多觉，完全无助于我的身心健康，我感觉腿脚都有点麻了，看看时间，九点半，我走出书房，开始穿羽绒服：“我出门走走啊。”

其实没什么好走的。我简直是厌恶这座城市。地上铺着的不是柏油路而是石头，古老的建筑并没有遭到二战盟军的摧毁，我住在西柏林，这里保留完好。我住的是一幢一九零几年的建筑，这是租房的时候中介说的。当初选择这里完全是因为需要一个房子住，从偏远荒凉的郊区小镇上搬进城，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地段要好，起码要舒适。没什么好说的，这里很舒适，四周都是中产阶级，无聊但非常让人安心。四周也有便利店、超市、酒馆、咖啡馆、有机超市、饭馆，一应俱全，还有一座巍峨的教堂，它现在就在昏黄的灯光下昂首挺立着。每次我看见它都觉得很安心。奇怪，我并不是什么教徒。现在我出了门，右转，看着这座教堂停下了，然后右拐，那里有个街心公园，说是街心公园，其实是个不太大的游乐场，主要给孩子们玩的一个大秋千，大得令人发指。木头架子架起来的秋千，用一个废弃的大轮胎当座位。怀孕的时候，我经常来这里，坐在这里看月亮。游乐场里面还有两个乒乓球案子以及一个打篮球的小广场。

我没有走进去，而是看了它一眼继续向前。然后右拐直行。这里都是生活区，间杂着几家小画廊，路边扔着几棵圣诞树，刚过完圣诞它们就被抛弃了，太冷血了，一瞬间我甚至想起了小学政治课本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

你好，冒昧问一下，你是谁

我的里有个人，是他加我的，大概是一个星期前，他加了我，我扫了一眼，似乎是从一个群里的成员，我就通过了。他的头像是一个曾经很火过一阵子的英伦摇滚乐队主唱，这我一眼就能认出来。他的网名很长，是三个名词的组合，我记不住。他每天都发照片，是他自己拍的，山村生活照，鸡鸭狗鹅、干农活、逮兔子之类。我开始觉得这些照片有点意思，有时候看到我会点个赞。

我们没有说过话，既然是他先加我的，我也不知道先跟他说什么。我也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当我把他的朋友圈翻了一遍以后，还是没搞清楚。大概是在湖南的一个地方上班吧，也许是剪辑视频，也许是做新媒体。他骑车去过西藏，前几年刚大学毕业，照片上的他还显得很年轻，戴一副眼镜，爱打篮球，喜欢看艺术片，还听民谣。总结起来就是一个典型的文艺青年。是他拍的照片让他不那么肤浅，也有别于其他我认识的文艺青年。安心住在乡下，并津津乐道，这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啊。我就做不到。我认识的人里面能做到的也屈指可数。endprint

他改了网名，三个字，我依然记不住，还贴一些农村风景照，我忍不住回帖“好照片。这是哪儿？”“怀化。新年快乐哈！”他回道。

今天下午，有件稍微可以值得一提的事，我与一个最近很火的年轻小说家聊了两个小时的。聊起来才知道我们有许多共同朋友，他说还曾经梦到过我。聊完后，我又把他的朋友圈都看了一遍，意外地（其实也不是太意外）地发现了那个人给他点过赞。啊，原来他们也认识。我与这个年轻的小说家，其实还是老乡，之前我就看过他的一些访谈，直到今天下午，我又看了一个关于他的采访和一篇他的小说，才真正打算认识他一下，我跟另一个写小说的人说起他，对方特别善解人意：你要他的号吗？我说谢谢。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上有意思的人很少，所以每发现一个我都会想办法跟他们认识一下。他比我想得更有意思，因为我们聊天聊得很愉快，甚至有点知心，就像认识了很久一样。我们还交流了一下这种感觉，我没有再多说，怕乐极生悲。更年轻一点的时候，我可能会表达得更彻底一些，但现在我觉得不应该这样，还是含蓄一点吧，毕竟都是写小说的，我们都知道，高潮过后，故事也就差不多结束了。更多的故事连高潮都没有。

我这里还是下午，北京时间已经是凌晨了。我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终于没有给那个网友发，连词我都想好了，“你好，你好，冒昧问一下，你是御”给生活留一个小小的乐子，只要他不说他是罗大佑，说谁我都不会惊讶的。

这真是太棒了。一台不能用的洗衣机

自从我们搬到了柏林市里，从夏天到现在的半年里，我们都没有洗衣机。每次都攒一堆衣服、床单被罩和其它纺织品，搬到我们的瑞莫瓦旅行箱里，大概两礼拜一次，由W先生带去公共洗衣房里洗。那是投币式洗衣机，我只在台湾旅行的时候用过，烘干的时候毁掉了我一条牛仔裤。

前几个月一直无事，直到上个月最后一次去洗，带回来的衣服上沾满了毛絮。刚开始我没发现，直到在被罩上发现有不少毛絮，左思右想，原来是来自于公共洗衣房。可能是烘干机的滤网没有换。

于是我扯下它们，换上衣柜里的存货。如此换了两次，直到没有可以换的床单被罩为止。好在枕套很多，不用发愁。我就穿着睡衣睡觉，不像我原来总是裸睡。

这真挺嬉皮的。

因为我们没有多余的钱买洗衣机，好的洗衣机要1000欧元，用我们老家的话说是“贱是贵，省是费”，洗衣机这样的东西还是要一步到位。

我们在等着从W的布鲁塞尔父母家运过来的家具，其中包括一台洗衣机。有了洗衣机就可以洗衣服了，自从上次从洗衣房带回来不明毛絮，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公共洗衣房，现在又攒了更多的东西要洗。就等着这台洗衣机了。

昨天，洗衣机同其它家具一起送到了。工人们叮叮当当忙了一上午，安装好了。首先洗的就是一套床品，啊，我太想睡干净的床单了。你猜怎么着？洗到一半，发现漏水了。原来是在运输的过程中，洗衣机被碰坏了。这真是太棒了。一台不能用的洗衣机。

我们继续洗完了那些床品，我把它们晾起来。拍下洗衣机损坏处的照片发给了搬家公司。拔下电插头。

所以我们现在打算买台新的洗衣机，不管多贵。钱就快攒够了。

夏天，冬天

2016年春天的某个下雨的下午，杜彭小姐坐在家里，感到有一种即将失去自我的危险。

她扭头望向窗外，绿叶随风微微颤动，那是隔壁院的铁栅栏上缠着的藤蔓。栅栏上面还搭着几辆儿童玩具车。一朵黄色的水仙开在儿童车的下方。自己院里只有星星点点的绿芽。那是几个礼拜前朋友刘絮帮她种的。

刘絮是个画家，杜彭与她是在一个群里认识的。在那里群里，刘絮是第一个向她示好的人。那时候刘絮还不在柏林，在北威某个荒芜的小镇上，她们用语音聊过几次天，每次都蛮长的，几天后刘絮给杜彭寄来几包花籽，让她种在花园里的。

收到花籽的下午，天极高云极淡，阳光一览无余地照在明黄色木屋前的橘色砖地上。整个客厅也被罩在一股明黄中。杜彭捏着EMS邮袋，上面是尚未谋面，之前素不相识的刘絮写的地址，她的手掌感受到了花籽的形状，有些刺刺的，扎着她的手指头。

后来她离开那栋房子的时候，门前的花园里属于她的那一小块地只稀稀拉拉地长出来几根苗，估计也将在不久之后被房东铲掉重种。杜彭在北京的时候从来没种过花，一落到柏林郊区的这个stanven区，居然有了一小块地可以顺着自己的意思种，而她完全懒得种任何东西。她就不是那种喜欢伺弄花草的人。或者她更反对的是她手拿锄头的形象吧。房东和刘絮都认为，反正有个地方，阳光又好，能种干嘛不种呢。在此思维下，刘絮热情地给她寄来几袋不同种类的花籽。

她终于逃离那块郊区属地，住进了柏林的城里。刘絮也已搬到了柏林，来她的新家看她，不出意料，又带来了花种。

她们两个人在午后的院子里翻土、撒种、踩实，最后刘絮又拿着扫把把院子的石砖好好扫了一遍，直到整洁得没有一丝杂物，刘絮才停下。

她不想再记想任何有关stanven区的事，哪怕是任何让她联想到stanven区的事民，都被她断然掐灭在头脑中。然而有时候，还是不得不来到某个像stanven区的荒凉之地。

从她家到郊区的某个地方来看望友人，坐十几站地铁再换公共汽车。车站地上一堆烟头。一眼望去，有大概十几个人在等车，全都身着深色，有几个人在抽烟，地上一堆烟头。她作为唯一一个亚洲人，成功地引起了几雙眼睛的注视。

她假装没看到那些好奇的眼神，她的车还有8分钟才到站，她扭过身，把视线移往车站后面小区旁边的那一小块儿绿地。

天色阴沉可怖，更加重了这里毫无生气的事实。绿地上也有不少垃圾，稀稀拉拉的，一栋矮楼属于战后以实用为目的所建设的众多建筑之一，没有任何可看性。楼边一株树开着粉白色的花。这颜色简直要与天气融为一体。似乎春天在这里尚未到来，众人及草木全都要打起精神来面对冬天最后的寒潮。endprint

一辆车来了，呼啦啦几乎所有人都走了。只留下一个男孩依旧在车站前踱步，兴许与她等的是同一辆车。

那男孩一头柔顺的金褐色的短发，皮肤白皙，鼻子翘翘的，显出天真的表情，脸上有一点青春痘，穿一身黑色运动服，挎一个耐克的大运动包。

简直了。这么可爱的男孩在这么一个肮脏的车站。在这么一个底层的地点。她简直在感叹世间不公。

见过得了多样性硬化症的友人，按原路返回家，她都恨不得大哭一场，又哭不出来，只能用洗澡来发泄一下心中的积郁。

朋友——其实是她的翻译，住在郊区疗养院里。她第一次来的时候，曼丽，在门口接她，坐着轮椅。旁边是一个年轻的德国小护士，杜彭有些惊慌，没有想到曼丽的病这么严重。她掩饰住面部表情，与曼丽握了个手，然后跟着她进了她的书房兼会客室。

桌子上放着一杯热气腾腾的茶，还是绿茶。一看就是刚泡的。两个苹果，一个橘子。整间屋子没有什么多余的陈设，像是仓促间刚搬进来的。问过才知道，生了病以后，曼丽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卖了，然后搬进了这里。她有没有其他亲人？有没有结过婚？有孩子吗？杜彭没敢问，也没好意思问。

她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剪得短短的，不知道是生了病以后剪的还是以前就是短发。她的眼睛依然睿智，反应也很快，只是说话比较困难，发音模糊，听起来很费劲。杜彭跟她聊着聊着，眼睛就转向窗外，这是一大片落地窗，可惜窗外并没有什么风景，阴暗低沉的云压在天空，树木光秃秃的，视野不远处是条高速公路，如果是晴天，如果是春天……杜彭忍不住浮想联翩，如果曼丽没有生病，如果她还是个健康的人，那么……

曼丽这样真够惨的。怎么就生了这样的病。同时杜彭也觉得自己运气不够好。曼丽是她在柏林认识的唯一一个能帮助她事业的人，但曼丽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了。她带上眼镜翻了翻杜彭带来了几本作品，一边看一边说她现在视力下降得很严重，平时已经没法看书了。

真像个隐喻。也许真是来错了地方。柏林不是她该来的地方。她该去纽约。或者巴黎。哪怕哪儿都不去，呆在北京也行。

纽约！她曾在27岁时，在纽约住过三个多月。花光了所有积蓄才回到北京。

纽约的春天也并不太早，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纽约的春天很美。当布鲁克林的樱花开时，纽约的春天也就到了。

空气里都是金钱和奇迹的味道。这两者是如何有机结合的，是个属于纽约的谜。

杜彭总是想到过去。日子波澜不惊。她开始找机会常常回中国。几乎每回一次国，她就陷入到一场爱恋中。对北京和过去的留恋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不得不通过爱情展现出来。结果他们的结局全都以各自拉黑为结束。找不到更好的结局了，最好的也就是拉黑以后偶尔怀念却坚决不可能再拉回来。

她在柏林也交了一些搞艺术的朋友。有次她们三个人在中餐馆吃午饭，大着肚子怀着二胎的刘絮说，杜彭有一天要走，我会舍不得她的。话音刚落，另外一个朋友就说，你得让她走，因为你爱她。对，让我走！爱我就让我飞。杜彭接道。

吃完饭，她们一起去刘絮家喝咖啡。窗外依然是阴沉的天气。刘絮忙叨叨的，带着股温暖，跟她姥姥似的。她还给杜彭那本大半年前管她借的日本作家宫本辉的《避暑地的猫》。杜彭说你看了吗？刘絮说她认真地看了。这是本竖排版的书。杜彭都一直还没看。

好久没见曼丽。春节时她给杜彭发来邮件，是汉语写的：“鸡年快乐！祝你全家新的一年好。”她是几天之后看到的。她回信“春节快乐，祝你天天快乐！想你！”结果信被退了回来，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曼丽……她不敢想下去。去年夏天，也是她在柏林生活的第二个夏天，曼丽约她去德国南部度假，正好和杜彭去法国参加诗歌节的日期冲突。那年夏天，杜彭在国内呆了两个月，后来都不想回柏林了，直到不得不回去，她才如丧考妣地回了柏林。飞机还没落地她就又想回去了。

2017年的春天。她坐了一整天的长途飞机。在飞机上她很平静。对接下来的生活既没有绝望也没有更多期待。下飞机排队入海关的人很多，队伍龟速往前挪着，身后的大妈一直在嘟囔着抱怨着，她老公不时地安慰着她。偶尔有人插队，引起被插队者的不满。在她前面是一对来出差的情侣，女孩长头发，涂了红嘴唇，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那个男的头发快要秃了。轮到她时，她已经累得快说不出话，只冲着那个看着年纪很轻、还稍带稚气的海关警察说了声“hallo”。他仔细检查着她的护照和证件，又翻了翻她旧护照上的签证页。

一出海关，她的眼睛就在寻找着他们。他们像是一下子蹦到她视线里的。她的丈夫抱着他们的孩子，她赶快走过去抱过孩子。他递过来一枝玫瑰。

托儿所大妈

其实在给馅饼选托儿所时，我们有两个选择。先解释一下，馅饼是我儿子，那时候七个月大。

我们迎着大太阳，W胸前用带婴儿的袋子抱着馅饼，我们一起去看托儿所。走了很久，路过几个十字路口，右拐了一个路口，在绿树掩映的一条街的右手边，W说，前面就是那家托儿所了。我看了一下手机，大概用了十五分钟。还没看到托儿所，我首先看到路边二楼一个阳台上挂着的西藏旗。吓了我一跳。但我没有开口跟W说这件事。

这家托儿所方方面面我们都很满意，两个老师热情周到，其中一个黑人女老师还会说法语，她应该来自于一个法语区，法国曾经有过不少殖民地。她能正确地发出馅饼的名字Ren台，还用法语跟W聊了会儿天。这家托儿所就在一楼，不需要上楼，房间很大，地上铺着软垫子，墙上是小孩儿们的照片，洗手间和睡觉的地方往里走，洗手间里还有一个很大的浴缸，这是给小孩子洗澡用的。你知道，有时候他们会把尿布搞脏，顺便搞脏衣服，这时候就可以给他们冲澡了。

走出门，W说，就这里Ⅱ巴？这里多好啊。我说我也特别喜欢这里，但是……我犹豫了一下，说，我们再看看另外一家吧。

另一家就在家門口，过个马路走上几十米即是。要进一个院里，一个跟四合院一样的院里，里面有好几家托儿所和幼儿园，我们要看的那家是右手边的楼，三楼。需要按门铃。一打开门，就有股仿佛陈年的空气迎面而来，看来这里需要透风了。一个胖乎乎的穿粉红T恤的女人跟我们握手，屋里地上正有几个小孩子在地上爬着玩玩具。客厅有个棕色的软沙发，还有一个金鱼缸，像是八十年代的产物。窗户上挂着软软的白色镂空窗帘。他们用德语聊着什么，w把馅饼放下来，我抱着馅饼，他好奇地四处张望。endprint

其实我不喜欢这家，一进门就不喜欢。唯一让我觉得好的地方，是这个胖胖的女人亮晶晶的眼睛。她比刚进门时我看到的还要胖，简直呼哧带喘，我实在很怀疑她有没有足够的体力来看这些孩子们。现在她正在抱着馅饼，馅饼冲她笑，她们都很喜欢馅饼，馅饼也确实招人爱。

怎么样，你决定了吗？回家后W问我。

我没想好。我挠了挠头发。

第一家除了太远以外，那幅西藏旗也是一大隐患。不知道这里住的是德国人还是中国人呢。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这么鲜明的立场是我避之不及的。我实在不想离政治那么近，尤其是在孩子这么小的情况下，这样的隐患一定要尽量杜绝。

第二家条件差了点儿，胖大妈胖了点儿，但安全方便啊。整整想了一天，两害择其轻，我选择了第二家。

这个选择很正确。W出差的时候，我每天早晨抱着他去托儿所，都会感谢当时自己的英明选择。

大妈的确胖，也的确爱孩子。我能从她的眼神儿里看出来。她的丈夫跟她一起管理这家托儿所，她丈夫是个工人，平时就在周围干活，干的都是些刷墙、搬东西、钻孔的粗活儿，人挺壮实，托儿所的孩子们吃完早饭后，他会回来跟大妈一起给孩子们穿外套，带他们去附近的街心公园里的游乐场玩儿。有几次我临时接馅饼在楼前面等他们，远远就看见他们穿着荧光黄色的外套，大妈在前面骑着一辆长长的车，车里坐着几个娃，他走在路边，感觉浩浩荡荡的，又特别有种小人物才能创造出的温情。

有一次送馅饼上托儿所，临走时馅饼哭起来，我又敲开门抱了他一下才离开。后来碰到这个男人的时候，他特意用德语比划着告诉我，哭是正常的，不要再回来抱，否则孩子会养成不良习惯的。

有天，W告诉我，原来他们并不住在城里，他们曾经就住在这个托儿所的院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搬了家，现在住在离柏林开车需要两个半小时的地方。每天早晨，他们都开车进城，在托儿所等孩子们来上学，下午三点以后，他们再开車回家。三点就是托儿所下班的时间。柏林的托儿所跟我知道的伦敦托儿所不同，这里大部分都下学很早，我们曾经看过的第一家托儿所稍微晚点，是四点放学。

要是超过三点半离开，就会赶上堵车。w又补充道。

那挺不容易的啊！我说。

有一次一不小心，我们就给他们制造了一次堵车。那回w出差，我需要去大学听课，临时联系了我们家看猫的一个阿姨，让她去托儿所接馅饼。怕她找不到路，W详细地告诉了她地址。结果那天我上完课回家的时候，收到W的信息，他说看猫阿姨接孩子接晚了半个小时。我有点郁闷，那不耽误人家开车回家了嘛。也该着了，我回来的时候，发现阿姨不在客厅，馅饼一个人在地上爬，满脸哭意，我赶紧把他抱起来。走到里屋才发现，她在院里，不知道是在抽烟还是在干吗。她看见我一惊，我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了，觉得吓人一跳。我跟她提了一句，说你今天接孩子接晚了。她立刻警觉起来，对不起，我没找到地方，那里有好几家托儿所……我也没再说什么。气氛一下子尴尬了。我说你一天挺累的吧？孩子挺累人的。她说是啊，用手扶了扶腰，“我腰不好，他很沉……”“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轮到我说不好意思了。

“哦，你在哪里上学？”她换了个话题。

“在Postdam，我坐火车去。”我说。那是一个柏林周边的古老的小城，很美，比柏林美多了。每次我去上课，路上来回就要花三小时。每次回来坐城铁几乎都得站着，人太多了。

“我学十七世纪英国诗歌和图解美国历史。”我又说。

她眼睛一亮，随即又黯淡下去了。“不容易啊，虽然是用英语教的。”

“不容易。”我重复道。

说实话，我从来都不太了解这个她。她大概四十五岁，以前在美国住过几年，说得英语还错，比一般德国人要爱说话，起码比我接触到的德国人爱说，可能这是她在美国生活过的影响吧。

“Caesar真的很可爱，像一只小熊猫，黑色加白色，小小的，可能因为它是从中国来的……”她又拿Caesar打趣。我笑了几下，走过去拍了拍Caesar。这个比喻上次见面的时候她就说过一遍。那时候我们气氛比现在融洽。现在我又累又饿，确实也懒得再说更多话了。

“一共是95吧。”我记得W跟我说过，是95块钱。我拿出钱包，那里有几张二十元、十元的票子，是W走之前取给我的。我数了一百元给她，钱包一下子就空了。

“四次看猫，每次十五，加上今天三小时，一共是105。”她盯着我。

我一愣，想了一下，确实如此，可见是W记错了。

“不好意思。”我又取了五欧元出来，现在钱包里只剩下一些零散的硬币和几块钱的纸币了。幸好刚才没去咖啡馆买东西，我暗自庆幸。

她向我说谢谢，我也向她说谢谢，然后她就走了。

我跟w通电话时，说不打算再找这个阿姨看馅饼了。她看猫还可以，看孩子没什么经验。更重要的是，我感觉跟她沟通起来，有点困难，也许问题出在我身上，我不知道如何跟她像一个主顾一样沟通。从年纪来讲，我给她打工还差不多。不知道她平时喝不喝酒，那天我感觉她的眼神有点不对劲。

幸运的是，过了几天，对门的邻居主动说他们想养猫，可以在我们不在家的时候免费看猫。对门的邻居是两个小年轻，男的在酒吧当酒保，女的不知道干什么的，他们白天经常不在家，我常替他们收快递。这样，我们又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完全可以不再找这个看猫阿姨了。

第二天我送孩子去托儿所的时候，跟托儿所大妈说昨天下午真不好意思啊。大妈并没流露出什么不满的表情，她笑着没关系，没事儿。

圣诞节前一天，我去接馅饼，大妈给了我一个包装好的礼物，说这是给孩子的。又拿出一个相框，说，这是给妈妈的。我一看，照片上馅饼穿着红色的圣诞老人服装，正在笑着。回到家，拆开礼物，是一个木琴，彩色的，还有两支小棒子，我拿起它，敲了几下，叮叮咚咚，哈哈，看来大妈还挺了解馅饼的。馅饼特别喜欢音乐，喜欢能出声的东西。

W还从托儿所大妈那里买了一只鸡，是只冰冻的鸡，那是托儿所大妈的邻居家的。圣诞节时我们去了英国W的家里过节，是离牛津十五分钟车距的一个小镇，算是乡下吧。英国的乡村很美，尤其是有阳光的时候。不但美，而且富裕。英国的有钱，体现在方方面面。英国人的有礼貌也体现在各个地方，在乡下路边遇到陌生人，他们大多会主动与你打招呼。英国的乡村酒吧则是我最爱的地方之一，装潢古朴服务热情，坐满一家老小，热热闹闹的，就连最被诟病的英国食物在这里也让人无可挑剔——酒很好，吃得不算坏，甜点做得相当好，屋里暖和极了。而相对比之下，柏林简直是一个冰冷的小镇，四四方方，没有大海没有山，没有一望无际的绿色。夜晚来临时，简直像个B级片里的场景——灯不够亮，人也不多，影影绰绰，不知道人们都躲在哪里。我突然想起来托儿所大妈，也许整个柏林最让我喜欢的，就是这个托儿所大妈了吧。她简直是整个柏林最温暖的存在。

回柏林后，冰箱空空荡荡，我想起了还有只鸡。我们把那只鸡解冻了，我熬了一锅鸡汤，吃了整整两天。真的太好吃了，特别鲜美，这真是我从童年以后吃过的最好吃的鸡。要知道，我的童年是在山东农村度过的，我们那儿的鸡真的特别好吃。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