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晶

阿列克谢耶维奇著作并不多,寥寥数本。《锌皮娃娃兵》应是这些作品中的一个破折号,它延续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贯风格,但也从此转向另外一条路。

和她之前的两部作品一样,《锌皮娃娃兵》的主题又是战争。作者将眼光聚焦于阿富汗战场上牺牲的年轻人。书中,通过一个个个体的讲述,记录了阿富汗战争中苏联军官、士兵、护士、妻子、情人、父母的回忆,用这些细节真实还原了阿富汗战场枪林弹雨里的血腥与残酷。

其实,写这部作品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曾对自己说:我再也不愿意写战争了。因为写《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和《最后的见证者》,她曾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不敢正视磕碰后流鼻血的孩子;看到捕鱼人欢天喜地从深水中把鱼甩到岸边时,她扭头就跑开,鱼那双静止不动的凸泡眼睛让她想要呕吐。“我们每个人,大概在生理与心理方面都有自己的防痛储备力,而我的储备力已经用尽。”

“痛”,来自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方式。

她当了作家后,以白俄罗斯文坛名家阿达莫维奇为师。后者的两部著作《我来自火红的农村》和《围困之书》对阿列克谢耶维奇影响极深。阿达莫维奇提倡一种新形式的写作,称之为“集合性小说”“清唱剧小说”“自己说自己的人”“史诗性合唱小说”……这些词语,也是阿列克谢耶维奇后来小说的主要特征:小说中的每一篇都像是主人公的清唱独白,他们都以“我”的口吻,讲述真实发生过的事,或借他们之口还原不为人知的档案,最终,一个个“我”汇成合唱,拼凑出主题事件的方方面面。

阿列克谢耶维奇曾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适于我观察世界的方式的文学类型,可以表达我眼之所见和耳之所闻。我尝试了很多种,最后选择了一种人类可以为自己发出声音的方式。当每个人把关于自己生活的故事口头叙述出来时,他们就一起记录了一个国家的历史,他们共同的历史。这些纪录带领我们走进现实,因为它捕获并保留了现实的本源性。”

于是,每次动笔之前,阿列克谢耶维奇都会用数年时间寻访亲身经历者。在一次次的交谈中寻找素材,最终写出真实的故事。

而那些战争的亲身经历者,除了赤裸裸的身心伤痛,还会剩下什么?

“你是个女人,你能在战争中了解什么?你是个耍笔杆子的……难道人们能像书里或电影里那么死吗?他们在书里和电影里死得漂亮!昨天,我的一个朋友被打死了,子弹击中了头颅,他大概奔跑了十来米,要抓住自己的脑袋……你能写这些吗?”一个受访对象用嘲弄的语气问阿列克谢耶维奇。他以为,这个向他问问题的女人已经被吓坏了,但后来,阿列克谢耶维奇真的把这段话写到了《锌皮娃娃兵》里。

她的写作方式就是这样,不掩饰、不修饰,她写得慢、写得苦、写得痛,而读者阅读这些作品时,也能深深感受到那种沁入骨髓的痛感。

阿富汗战争期间,阿列克谢耶维奇看到了无数让她有痛感的人,而此时距离她写过的那场残酷的苏联卫国战争,还不到40年。从1979年到1989年,阿富汗战争长达10年,比卫国战争的时间长1倍,越到后期,阿列克谢耶维奇越能感受到这场战争带来的冲击。

1985年,在一个汽车站里,阿列克谢耶维奇遇到了一个小兵。那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剃着秃瓢,用叉子在盛着干无花果的箱子里挖来挖去。这种异常举动让周围人很奇怪。小兵旁边的军官解释:“他精神失常了,从去喀布尔开始就乱挖,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铁锨、叉子、棍子、自来水笔……”他说着,小兵在旁边懵懵懂懂地仰起头:“应当掩蔽起来……我在挖战壕……我挖得可快啦……我们把战壕叫阵亡将士公墓……我要为你们大家挖条大战壕……”

在小兵脸上,阿列克谢耶维奇平生第一次看见了和眼睛一般大的瞳仁。

1988年9月,阿列克谢耶维奇跟着作家组去了喀布尔(阿富汗首都),看到了更多的人,听到了更多的对话。她说:“我本来不想再写战争了,可我已置身于真正的战场上。”

译者高莽对《锌皮娃娃兵》有如此评价:“如果先前她的作品里既有血淋淋的悲惨遭遇,又有红旗招展的胜利场面,那么这部作品开始,她走上了另为一条路,即着力揭露造成人间悲剧的道德原因。她的立场就是反对杀人,反对战争,不管是什么人、什么战争。”

这种立场带着女性天生的悲悯。在阿富汗时,作家小组里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他们都急于到最远的哨所去,想冲锋陷阵。阿列克谢耶维奇问其中一个人:“为了什么?”“我对这事感兴趣,我将来可以说:我到过萨兰格……我要放几枪……”

这种男性天生的亲战特质,对阿列克谢耶维奇来说,难以理解。

她在《锌皮娃娃兵》里写到的亲历者,哪怕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态,或抱着建功立业、新鲜体验的想法主动去战场,在经历了血与火、杀生与被杀之后,都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战争不会使人变好,只会变坏。

书中有这么一段话“他人的讲话”:“这些话我能对谁讲呢?谁会听呢?鲍里斯?斯鲁茨基有一句诗:‘当我们从战场归来,我才明白,我们不为人们所需要。我身上有门捷列夫元素周期律的全部元素……伤寒病至今还在折磨我……不久以前,我去拔牙……拔了一颗又一颗……我在休克中疼得突然嚷了一句……女医生瞧着我……近乎厌恶地说:‘满嘴是血,还说话……我心想,从今以后,我再也不会讲真话了,因为人人都这么看待我们,满嘴是血,他们还说话……”

是的,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每一个人物的共性。带着血淋淋的伤口,把人生中残酷的一面、无情的一面暴露给世人看,让看到的人心惊肉跳。

因此,不难理解《锌皮娃娃兵》出版后,阿列克谢耶维奇所遇到的争议。在明斯克,父母们把她一次次告上法庭,他们带着在阿富汗牺牲的儿子的相片,还有各种战争勋章,一边哭一边喊:“人们哪,请你们看一看,他们是多么年轻,多么英俊,他们是我们的孩子,可是她写文章说他们在那边杀人!”有人甚至直截了当地冲着阿列克谢耶维奇叫道:“我们不需要你的真实,我们有自己的真实!”

阿列克谢耶维奇明白,人有情感、有立场,她理解那些人“自己的真实”。可正如她自己所说:我从来都是个独立前行的人。她追求的是另一种真相:“真实要反映在文献中。那什么是文献上的真相呢?”而最终,她用卡夫卡的话给出了答案:“不是每个人都能看见真相,但每个人都能成为真相。”

俄罗斯当代思想家尼?别尔嘉耶夫在书中写道:“俄罗斯作家永远对真理更为关心,而不是美。”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写作正是如此。她如她的前辈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信仰“真理高于俄罗斯”。

其实阿列克谢耶维奇关注的可能也并不是真相不真相,“我在生活中上下求索,探寻每一处发现、细枝末节和吉光片羽。因为在人类生活之中,我的兴趣并非是事件本身,不是战争本身,不是切尔诺贝利(乌克兰北部城市)本身,不是自杀本身。我感兴趣的是,在人类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人类在我们的时代中经历了什么;人的行为和反应;在一个人身上有多少生物性,有多少时代性,又有多少人性本身。”

所以,不要把阿列克谢耶维奇笔下的故事看成是过去的事、他人的故事。战争、灾难、人性、死亡……在这个时代,谁能真正知道,这些事件离我们有多远?在时代的洪流里,我们彼此太贴近了,任何人都休想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