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晴雯

因为工作的缘故，搜集整理到了一些民国时期的文史资料。它们不在史书上，不在方志里，更不是打开手机或轻点鼠标就可以“百度”到的东西。那是些历史的边角料，零零散散，琐琐碎碎，在无边岁月的角落里沉默不语。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些默默无闻的边角料，却让我穿越时空，触摸到不少生命的温度。

蔡尚思是著名的历史、文化、思想史学家，曾任复旦大学副校长。他学术著作等身，一度与钱钟书齐名，素有“北钱南蔡”之称。这样一个以学术著称的人，应该是个谦谦学者吧？不想却有着铮铮铁骨。他从小就不平于男尊女卑，为了《论语》中的“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与私塾老师吵架，还因为母亲姓郭而改用笔名“郭生”；少年时家乡父老以“小地方的人，不可能做出大事业”、“父母在，不远游”等等为由力阻他北上求学，他则应以“那是地理命定論，我不信”“我决不当孔子和父亲的奴才”，甚至以自杀抗争。

一个人在落魄的时候，最能看出本质吧？即便是在失业的时候，蔡尚思一样不忘初心。他干脆拎了包袱，一整年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在患有眼疾的情况下，“每天至少用十六个小时”，自誓“把馆藏所有文集读完”。因为政见不同，国民政府数次以工作职位向他伸来橄榄枝，他均不愿应聘；广州一个学海书院，欲以重金邀他指导研究生，他却因学院“提倡尊孔读经，与我思想对立”而断然予以拒绝。

——这就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在蔡尚思简洁朴素的自传性文字中，一个传统知识分子的抱负与血性，就这样在没有丝毫华丽辞藻的字里行间站了起来。

国民党陆军少将徐会春是盖德三福村人，曾参加淞沪会战等多场重大战役。也许因为政治身份的缘故，他的回忆录相当低调，只是战事过程的简单叙述和必要的数字记录，没有一点一滴“叱咤风云”“沙场点兵”的壮志与豪情。由于“解放南京”一战中被国民党政府定罪“开放长江撤职查办”，他在战后潜逃四川重庆。解放后他流落武汉，摆过地摊，卖过茶叶，当过工厂的会计与出纳，闲暇之余写些回忆录，

赚取稿费以贴补家用。想来生活相当拮据吧？为了节省稿纸，他把初稿写在记账本上，文字细密而又拥挤。在仅有的空白处，还可以看到他摆竖式计算文章的字数与稿费。

徐会春把稿件寄往哪里？文章采用了吗？有没有收到他日夜盼望的稿费？这些都不得而知。我看到的只是他的草稿，许多地方因为多重修改而字迹模糊，根本无法辨认。然而那密密麻麻的字迹和认认真真的算术式，却让我在不胜唏嘘之际，触摸到了老将军内心幽微而曲折的另一种温度。我似乎看到一位生活窘困的老人，在昏黄的灯光下一个字一个字地攀缘希望，卑微而又坚韧倔强地，为黯淡的生计点燃微光。

王光张是前清末科乡试举人，德化史上唯一一个民选县长。偏偏生不逢时。受封江西布库大使，还没上任就改朝换代，变了天地。返归桑梓，却匪乱纷争，难求一日安宁。虽然在乱世中辗转，他始终情怀不改。在一些讣告、寿序与墓志铭中，我看到他“归隐林泉三十载，抄书阅经数百卷”，在房子旁边建造“逸园”，宅前种花、屋后种竹，“日涉成趣，老至不知”，“造庐而请者至再至三”之后，他受邀出任县保卫团总，竭力主张安定地方、发展生产，还著文写诗告诫各地民军首领要“心田种德，勿残生灵”；他主办养济院推行善事，凡是无主尸体，或因家境贫寒亲人无力收埋者，他均施棺资助收埋，“5年施棺百部”。

难怪同为举人的诗人郑翘松赞叹其“抱一诚、守一德、专一经、执一艺，修之于身，化之于乡，自壮至老，不改其操”，像这样的情怀与担当，其背后散发出来的光和热，即便在当今盛世吧，又有几人能及？

（常朔摘自《福建日报》2016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