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朗李寒

10月8日的早晨,和往常一样,早饭后,我和妻子下楼,骑车去我们的小书店。书店正在做最后的整理,不久之后,就要正式开业。按照计划,下午还要去保定易县,筹备一个诗会。晨光中,忽然清晰地听到了梧桐树的枝头两只喜鹊的欢鸣,我回头对妻子半个玩笑似的说:喜鹊叫得多欢,今天有好事啊!没想到,傍晚时,这句玩笑话竟然应验了。

一不小心,跟诺贝尔文学奖有了这么真切的“接触”,作为一个写作多年的诗人和翻译者,觉得这真是一种幸运,也是一种荣耀。

去年早些时候,磨铁图书公司的编辑陈亮先生找到我,问我能否帮助校译一本俄文书稿,他们正在策划再版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锌皮娃娃兵》等几本著作。《锌皮娃娃兵》的首译者是高莽先生,因为如今他年事已高,不便再承担繁重的校译工作,问我是否能抽出时间。当时,我正在按自己的计划翻译阿赫玛托娃诗全集,可以说正到了最后的攻艰阶段,实在不想中断进程,来接受这个意外的任务。另外,出于私心,觉得校译这样一本书稿,又费心又费力地,只是一项幕后的技术工作,只不过挣点稿费而已,对自己的意义不大。每个翻译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想必在校译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纠结的地方。与其按原著校译,真不如自己重新翻译。对这位女作家我早有所了解,知道她有着不平常的经历,因为几部纪实作品而多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后来,从网络上下载选读了部分章节,被深深吸引,再加上不好意思谢绝陈亮先生的恳切邀请,便放下手中的活儿,应承下来。也曾开玩笑似的对他说,她要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就好了。

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我通读了《锌皮娃娃兵》的最新修订本,作为参照,又从网络上查阅了另外的几个版本。这样,我对她的创作有了较为全面、深刻地认识。然后,便逐字逐句地校译完了《锌皮娃娃兵》,作了不少补充,对误译的地方做了修订,并且增加了一些注释。陈亮是位严谨认真的编辑,交稿后,就其中一些有疑问的地方,我们又曾多次沟通、修正。想想工作量,真不亚于自己独立翻译完一本书。

也就是在此过程中,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深深触动了我。当懵懂的青年听到祖国的召唤,为了国家的利益,义无反顾地奔向前线,许多人还不知道,他们去的是阿富汗,面对的会是炸弹、枪口,和死亡。当读到一个个幸存者讲述在战争中的亲身经历,内心的那种震撼,简直无以言表。

因为这次合作得比较愉快,于是去年十月份,翻译她的另一本著作《最后的见证者》的任务,便顺理成章地落到了我的肩上,我痛快地接受了这份任务。起初,他们说,希望我翻译几千字,给他们先看一看,但我耐不住作品的诱惑,挑选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的章节,一口气译出了近两万字。

苏联卫国战争期间(1941-1945年)——有数百万苏联儿童死亡:他们中有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犹太人、靼鞑人、拉脱维亚人、茨冈人、哥萨克人、乌兹别克人、亚美尼亚人、塔吉克人……这本书是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著名的艺术文献系列作品《乌托邦的声音》的第二部(第一部是《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再版时名为《我是女兵,也是女人》),是一本伟大的卫国战争回忆录,这些回忆者当时大多在6-12岁,他们是战争最公正,也是最不幸的见证者。儿童的眼睛所看到的战争,要比《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一书里用女人的视线所记录的战争更加可怕。《最后的见证者》——这是儿童记忆的功绩。

在作品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找到和平,我们的幸福,以至于永恒的和谐的理由,如果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哪怕仅仅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的一滴泪水?他自己回答道:哪怕是这一滴泪水都不能宣告任何进步,任何一场革命的无罪。甚至于一次战争。它们永远都抵不上一滴泪水。仅仅是一滴泪水……

就这样,从接触到作品,到翻译完成,约十五万字的书稿,我前后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顾上自己的写作,除了学车,就是在夜以继日地翻译这本书。是本书的内容和价值吸引了我。本书延续了她口述纪实的风格,100位经历了二战的孩子的回忆,他们用自身亲历,述说自己的悲惨遭遇,控诉战争的罪恶!每篇文章少则几百字,多则几千字,可读性非常强!战争突然爆发时,这些人有的在上学,有的在上幼儿园,还有的在参加夏令营,享受着和平生活,没有想到战争会突然而至。战争打破了宁静的生活,人们直接被卷入燃烧的战火中。

孩子的视角、口述式的实录,让我在翻译中如同身临其境,静静倾听他们的叙述。这种真实震撼心灵,催人泪下,翻译中有几次令我止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让我深深觉得,以任何冠冕堂皇的,公平正义的借口进行的战争都是罪恶的!4月22日,我曾发写道:但愿此书能早日问世,正好作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

经过了两遍校译,四月底交了书稿,当时我在朋友圈贴出了陈超老师的《日记:天亮前结束写作》一诗,来表达自己激动和轻松的心情。编辑陈亮后来又就书中的一些细节,与我进行了几次交流。然后,我便投身于阿赫玛托娃诗全集第四卷(诗全集最后一卷)的校订工作中,把这本书先放到了一边。有时,会问一下它的出版进度,没想到,会阴差阳错地一直“拖延”到了十月,“拖延”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宣布的这一天。内心真的很佩服“铁葫芦”的独到眼光与高超的策划出版能力。

10月8日晚,得知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时,我们刚刚驱车到达狼牙山脚下,准备河北省第八届青年诗会的会务。两天前,看到阿列克谢耶维奇入围诺贝尔文学奖,并且成为最热门人选时,我还对陈亮说:书出来没有?千万别错过机会啊!他答:节前已经装订好了,马上面世。从石家庄到狼牙山的路上,手机突然没电了。到宾馆吃饭时,刚充上电,打开手机,各种报喜、采访的电话就打了进来。

我当然感觉高兴和荣幸,但是并不意外。她的为当数不多的几部作品,《锌皮娃娃兵》、《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最后的见证者》(出版名为《我还是想你,妈妈》)、《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都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中普通人在苦难前的遭遇,通过几乎不加修饰的记录,反映出更为真实的人性。作为新闻记者,她以敏锐观察力和视角,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寻找事件中的普通当事人,寻找新闻背后的新闻。斯韦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经典作家或某种流派的领军人物,作品多以口述实录形式关注苏联时代重大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苦难,更为真实震撼,这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上并不多见。诺贝尔文学奖给她的授奖词为“她的复调式的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非常恰当。

这些作品几乎都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就是对人性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和向往,这些都表现出作者的悲悯情怀。此外,她能尊重史实,敢于冒犯主流官方意志的勇气也非常难得。

我想,也正是因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勇气与良知,几十年的坚守,加上她用自己独特且敏锐的视角介入现实,才使得她的作品不光对当时的社会,对我们当下的时代有着重要的意义。我想,中东、乌克兰的局部战争,难民潮,后苏联时代白俄罗斯的社会现实,以及白俄罗斯近期的总统选举,这些政治因素,都会或多或少影响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这么多年来,我主要的是在译介俄罗斯的诗人,从中寻找与自己志趣相投、精神契合的诗人,这样的诗人作品能引起自己的共鸣,在翻译的过程中,自己也仿佛一次次接受着精神的洗礼。像我翻译过的曼德里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丽斯年斯卡娅等等诗人,我从他们的经历与著作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获得了生活的勇气。阿列克谢耶维奇也是这样的一位作家,她的血液里有那些伟大作家精神的延续。可以说她传承了苏俄作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对重大历史事件不应该缺席,真实记录,不惜坐牢,不惜被流放,甚至牺牲生命,也要维护一名作家、一名知识分子的良知。从俄国黄金时代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一直到白银时代的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再到后来的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他们都有这种光辉的传统。她坚持独立报道,揭示现实,不惜面对强权。她的独立新闻活动曾受到政府限制,受到各方的质疑,有些人觉得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和利益,甚至将她告上法庭,她多年被监视居住,不得不流亡国外。这些遭遇都不曾使她的信念有所动摇。

有人说,她的作品就仿佛是在从坟墓里挖掘自己的父亲,挖掘自己的祖国,甚至是挖掘自己:自己的童年,青年,自己的整个一生。很显然,这非常艰难,令人反胃,如今面临类似问题的不仅仅是俄罗斯,还包括东欧,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甚至其他的国家。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正视自己的过去。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是一个信号,挖掘过去的时候到了:用铁锹,用棍子,用双手,克服厌恶,恶心,应该用真诚的爱来祭奠父辈之灵。

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文风朴素,自然,对文字没有过多的润色,她躲在文字后面,在其中保持着中立,仅仅是让叙述者陈述事实,然后把判断交给读者。当然,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写过程中会有自己清晰的判断力,但她非常克制。她作品的核心都是巨大的历史车轮中的“小人物”。我在翻译的过程中,经常会被那些普通人的故事所感动。真实可信的普通人的经历,我想,这正是阿列克谢耶维奇作品的魅力所在。

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有一以贯之的宗旨、精神导向,包括对人类良知的美好一面的表述、对极权统治的反抗。她有这种勇气、胆识,用这种原始的方式记录这些历史事件中小人物的遭遇,从普通人的视角入手,能够引起更多读者的共鸣。

她的作品中充满了人性、对苦难的关注、对和平生活的珍惜。她的作品不管写二战、阿富汗战争,还是切尔诺贝利事件,都是写灾难,让人们在阅读过程中,把和平与战争、苦难与幸福作对比。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这是呼唤人们放松神经,准备好聆听他人,强调人道主义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她说过:我不喜欢“英雄”这个词,在战争中没有英雄,一个人一旦拿起武器,他就已经不是好人了。

1948年,在乌克兰的伊万诺—佛朗科夫卡,斯韦特兰娜刚刚降临人世不久,医生就说,她有佝偻病,活不了。母亲很犯愁,市场上什么吃的也买不到。后来,父亲的朋友们不知用什么办法帮他从围墙上翻越进了修道院,父亲向女院长求助,希望她能拯救自己的孩子,院长考虑了很久,然后说,让你的妻子每天来这里一下吧,给她半升羊奶。就这样,斯维特兰娜活了下来。后来,这个靠羊奶存活下来的女孩成为了一名作家,2015年10月,她获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我的文字获了那么多奖,也没有改变现有的一些问题。白俄罗斯也不会那么快就迎来自由的曙光,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3年,她完成了“乌托邦之声”系列的最后一部,名为《二手时代》,反映的是苏联解体后1991年至2013年间的芸芸众生相。

她曾说:我不仅仅是在记录事件和真实枯燥的历史,而是在撰写人类情感的历史。人们在事件过程中所思所想的,所理解的,所记忆的。他们相信和不相信的,他们经历的幻觉、希望和恐惧。…………有时候,我们对我们的过去感到羞耻,于是拒绝相信实际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我的著作,是用我们生命中的数千种声音、命运和碎片构成的。我的每一本书都花了三四年的工夫。每写一本书,都要接触五百至七百人,记录下和他们的谈话。我的编年史覆盖了好几代人。它从见证了1917年革命的那些人的回忆开始,贯穿了历次战争和斯大林主义的古拉格时代,直到如今。这是一部苏俄的心灵史……